有一種感受先吐為快：閱讀陳耀昌醫師的雜文，給人輕鬆、明朗又充滿知性解放的愉悅感。這是成長以來，我少有的閱讀經驗。

戰後的台灣，因著兩岸和國際情勢的牽扯，對內對外都處在極端扭曲的狀態，從思想意識、法政外交、教育文化到歷史認知，充滿矛盾、壓抑和虛偽。一九七○年代初冷戰解凍，我們退出聯合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力的釋放，台灣在動盪中衝撞體制，遂有民主政治的演變：解嚴、兩岸開放、修憲及總統直選。在這一段新的變局中，從中央到地方的頻繁選舉，是一切改革最重要的推手；但選舉背後群眾運動的能量，卻不完全來自民主的信念，更多來自族群的動員和選票的考量；這便是一九九○年代之後，台灣族群分裂、藍綠對決、政黨惡鬥的現實。這些現實反映在媒體和網路上，許多公共議題愈來愈難以有理性辯論的空間。綜合言之，一九四五年至今七十年間，無論是前半段或後半段，台灣整體社會環境雖然有所不同，但都處在某種相同的反智氛圍中。不需要理性，也不需要辯論，我們簡化一切；腦袋只有是非題沒有選擇題，我們根本沒有耐心、興趣和時間去分析問題。「知識」的力量讓渡給被綁架、被操縱的民意，台灣早已成為一個有理說不清的社會。

陳醫師的學思背景和社會實踐經歷，使他有條件突破此一反智環境。耀昌兄在醫學、科技方面的專業名聲我早有耳聞，但真正認識他卻是在「紅衫軍」結束之後。那一天，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表示有人推薦我以社會公正人士的名義，協助監督運動過後剩餘捐款的處理。開過一次會，記憶中有施明德、姚立明、許木柱等人；之後，我沒有再直接參與工作，後續情況不得而知。不過，因此和陳醫師成了好朋友。幾次餐敘，發現他交遊廣闊，深入產官學各界；除醫學專業外，他熱愛台灣、擁抱群眾；曾是民進黨員，擔任過國大代表；退出民進黨後，又成了紅黨的核心人物。即便如此，政治染缸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個非理性、無腦袋的糊塗蛋，相反地，學術和政治參與之經驗，引領他跳脫台灣長期以來的反智環境，為我們提供一個健康、可以呼吸、有門、有窗的主體性建構道路。從《生技魅影》、《福爾摩沙三族記》，到今天出版的《島嶼DNA》，耀昌兄一次又一次證明，謙遜的求知熱情，使他在政治、社會紅塵打滾的種種誘惑中，始終得以保持清醒和自由。

作為一個傑出的血液科醫師，無論自己介入怎樣的政治漩渦，對知識的尊重是耀昌兄立論、行動的阿基米德點。他以嚴格的學術態度，提出骨髓移植、幹細胞研究、醫療環境改革以及法醫制度、科技部設立等等議題和積極主張，這當中毫無藍綠的算計。他雖然有強烈的本土認同，卻結合史料、大眾信仰、民俗傳說以及基因密碼的對校，證實台灣多元豐富的血脈連結及其延續：從南島民族、中原漢族、荷蘭西班牙人、滿族、日本人、阿拉伯人到台灣原住民，陳醫師讓我們認清所謂四大族群的分法，是何等狹隘、貧乏；台灣主體性論述，可以有更遼闊的視野與胸襟，不必淪為政治意識形態之俘虜。

這樣的族群理解，當然也影響陳醫師的台灣史觀。在他寫《福爾摩沙三族記》的時候，已經展現了他對漢族中心史觀的否定。而今，他更藉考古學、歷史語言學、細菌人類學、人口學等等科學材料，重繪了台灣的地理廣度和歷史縱深。論及歷史人物，他對鄭成功情有獨鍾，還準備寫有關於鄭氏家族的小說。有趣的是，陳醫師以他的醫學專業，判定鄭成功是刺面自殺的，並從心裡分析的角度，指出三太子信仰和鄭成功的關係，使我們對這位「民族英雄」悲劇的一生，有更深刻的認識。耀昌兄對台灣文史掌故和歷史人物保有高度的興趣，他看廟、踏查遺址、閱讀文獻，認為台灣需要建構一個英雄史觀，使我們的年輕人能碰觸到有血有肉的人格典型。文學與史學的結合，因而成了陳醫師寫作另一個明顯的風格，和他的科學理性竟如此和諧相融、天衣無縫。理解到台灣族群的多元以及錯綜複雜的歷史，陳醫師提議可以把「英雄」的想法改一改，建立「台灣感念祠」，他說：


「只要對台灣社會有大奉獻、有大貢獻，在『身後』仍被台灣民眾長久感動與追念的，不論是哪一國籍（更不論『族群』）、哪一世代，都可以入祠……這些被感念者的事蹟，就可以豐富台灣的歷史，滋潤台灣人的心靈，更重要的，可以促進台灣的族群融合，提升台灣的幸福。」


同樣主張台灣史的獨特性，陳醫師和那些政客們的觀點何其不同，簡直有天壤之別。

前不久在陳醫師宴請的退休餐會上，他談到未來生活的規劃，研究、寫作和社會關懷依然是其生命的主軸；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洋溢在整個餐會上，彷彿他又要邁向另一個知性解放之旅。台灣需要這樣的胸襟和大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