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軍隊的經歷是如何影響您的開始的？
閻：
說實話，當兵的確改變了我的人生。因為當兵，我才第一次坐火車，在部隊，第一次看見電視機，第一次聽說中國有女排。在新兵連出黑板報，寫點順口溜的詩歌啊、散文詩啊，反正壓點韻就叫散文詩了。指導員一看，黑板報出得很好，就安排我去河南信陽參加了一個創作學習班。那時候我才想起來家裡還有一篇幾年前打工時寫的東西，寫信回去一問，哥哥告訴我，母親以為那是沒用的廢紙，全拿去燒火用了。
在那個創作學習班上，我才知道什麼叫長篇、中篇、短篇，知道有雜誌叫《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真正的開始應該是這裡。一九七九年，我在武漢軍區的《戰鬥報》發了一篇小說，叫〈天麻的故事〉。故事很荒唐，就是一個戰士非常想入黨，給指導員送了幾斤天麻，指導員把天麻悄悄放在戰士床頭，又給他放了一封信。
我覺得那個小說能發表，主要是我抄了好多屠格涅夫的《白色草原》的風景描寫。編輯一眼就看了出來，他說你這小說寫得很好，人物也塑造得活靈活現，但是受屠格涅夫的影響太大了。這篇小說發表以後，在連裡特別轟動。怎麼來了一個新兵，突然之間就在報紙上就發了大半版，大家都嚇到了，就把我調過去搞新聞。
我是遇到了一個特殊時期，一九七八、七九年時，部隊特別注重新聞宣傳，就像注重計畫生育一樣，一個連隊裡如果沒有一篇東西見報，工作再好也不能評上先進模範。我就輪流著給下面的各個連隊寫報導，不管寫什麼，一條小新聞稿、幾行詩、思想火花，都行，甚至寫讀者來信，比如反映廁所裡的燈都不亮啊什麼的，被刊登上了也算數。
這些現在想起來發笑的文字，當年的確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讓我第一年立三等功，第二年入黨……但提幹（轉為國家幹部編制）還是很難。後來全軍在北京文化匯演，我編的獨幕話劇《二掛鞭》代表武漢軍區得了第一名，當時文化處的就給當時的政治部主任說：你看我們這些戰士，演出完就得退伍回家了，太可惜了。領導聽了大筆一揮，批了二十個名額。
關鍵是，那時我已經上了火車，退伍證辦好了，退伍費一百一十塊錢也花得差不多了，給家裡人各買了些東西，就那麼上了回家的火車。我們的團長開著北京吉普衝到火車站台，一連聲地喊：閻連科在哪？團長非常好，說既然都上車了，那就回家看看，要是你還想提幹那就七天後回部隊，否則就算名額作廢了。那是一九八一年還在和越南打仗，父親身體也不好，家裡人也擔心，不知道要怎麼決定，在縣郵電局工作的姊夫趕著三十里夜路回來，說還是讓連科提幹吧，人生的路接著往前走，不要回頭。
回到部隊，算是真正逃離了土地。然後很自然地，又想著成名成家。人的欲望真的十分可怕，不斷膨脹。所以那段時間我瘋狂寫作，在各種文學雜誌期刊上不斷地發表作品，稿費源源不斷。也十分得意。說得好聽，那是創作的「井噴」，說得不好聽，就是想靠寫作一夜成名。
■那時候的創作主要是什麼類型？
閻：
就是路遙的《人生》之類的，和自己的經歷相類似，一篇又一篇，但發現內核是一樣的，十個活靈活現的人物，一看其實是差不多的。這也是現在很多作家面臨的問題，在寫作中對自己的極其重複。
■一開始您的寫作目的和企圖心特別強，但是，從什麼時候起，你開始轉向一個作家的自沉意識上的寫作？
閻：
那應該是在一九九一年前後。那時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身體不太好，回家先休養一段時間。一天早上起來突然腰就不能動了，腰椎盤突出病變。只能天天吃藥，心裡十分痛苦，這種痛苦慢慢就有點麻木了，然後某天就抽出了一本波赫士的書開始看。許多經典著作原來都看不進去，但那一天突然就看進去了，覺得他們變得特別好看了。這似乎和人的身體有某種聯系，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有一種作品、有一些作家，他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有病態存在於其中的，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我彌留之際》，還有馬奎茲的《百年孤寂》，它一定是非常規的，帶著整個人類的病態情緒在其中，並與我那時病殘的身體發生了呼應和共鳴。
從那時起，寫作開始變得自覺起來，知道小說應該如何去寫，什麼才是好的作品，並向那個方向去靠攏。特別是一九九四年出個人文集時，把自己過去的東西一整理，發現寫了一堆重複的鄉村小說，那時更加知道，自己的寫作需要發生改變。
所以，從一九九○年代初，寫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然後因為《日光流年》、《年月日》，大家也記得你，覺得這個作家如此有個性。其實這是一個漫長的潛行的過程，現在的閻連科是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
喚醒心靈的缺失
■這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靈魂層面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比如在《我與父輩》中，中國傳統的農民形象，與過去您小說所塑造的並不一樣。
閻：
過去評論家說我是「最有想像力的作家」、「幻想現實主義」……這些都是因為我小說中的與眾不同的想像。一是這種想像比別人走得更遠，其次，這種想像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不是空穴來風天高雲淡，這種想像扎根在我心裡的土地上。
而《我與父輩》一反我過去的寫作，這本書拒絕想像。這是一部家族散文，至少我得以誠實的態度寫最真實的記憶，不能玩任何的技巧，你得放棄結構、敘述，放棄一切主義和實踐，甚至放棄你的思考，回到最原始的、最樸素的記憶。所以，讀者看到了閻連科身上溫馨的、柔情的一面。而且，我不迴避對父親的內疚、對那塊土地的內疚，或者比如寫大伯時，他是賭徒就是賭徒，也不迴避他身上農民的劣根性。
當然，寫的畢竟是親人，必然會有一些親情的、溫情的那種倫理的美和力量，你會發現，愛是這些人從那些艱苦年歲熬過來的唯一支持和理由。它也從另一個角度告訴讀者，為什麼那個年代的人要那麼活著，為了三間房子、為了讓孩子吃飽、成家，需要付出縮短生命的悲慘代價。我希望年輕人、包括我的孩子們知道，我們曾度過了怎樣的幾十年，那是生活的真相。而且，誰應該為這幾十年來買單？
■書裡面有一些細節特別打動人，比如，您的父親耕種屋後的沙礓地的場景。
閻：
現代的孩子已經很難體驗，土地怎麼可能與人的生命劃等號，他們認為糧食就是從商店買回來的，蔬菜就是從菜市場裡生產出來的，他們沒有體驗過糧食從土地裡種出來的漫長過程，更加沒有那種年復一年勞作的體驗。但我想，通過《我與父輩》，至少讓他們明白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書中的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細節，都像羅中立的油畫《父親》那樣，我是想給讀者們提供一張張定格的黑白照片，讓讀者去回味其中的不可思議。
那種青少年的記憶十分深。當父親不在人世了，你再回憶那種場景，給你帶來的倫理上的美和消失的痛苦，讓你自然會寫出那樣的細節。
■書中寫道，您小時被父親打過兩次，還有一次是最應該打卻沒有打。而被打之後的場景尤其感人：睡到半夜父親卻把我搖醒，好像求我一樣問：「你真的沒拿人家的錢？」我朝父親點了一下頭。然後，然後父親就拿手去我臉上輕輕摸了摸，又把他的臉扭到一邊去，去看著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會兒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裡，孤零零地坐在我跪過的石板地上的一張凳子上，望著天空，讓夜露潮潤著，直到我又睡了一覺起床小解，父親還在那兒靜靜地坐著沒有動……這感情似乎還有其他的言外之意？
閻：
父親打兒子，之後又心疼，這是自古以來父愛最傳統的傳達方式。他心疼兒子，但他的那些反應，更多的是因為被生活的壓力所壓迫，被那個時代做人的痛苦和無望壓抑著。這是一種到現在都說不清的感情。
可能正是這種模糊的奇妙感受喚醒了讀者心裡的某些缺失，讓他們覺得溫暖。這種溫馨、兩代人之間超越物質的愛，可能是現代人最缺的。而在過去那樣讓人活不下去的年代，什麼物質都缺，這種溫馨與愛反而是充盈於人心的……（未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