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級作者是人造人，是懸空走故事棋盤而無倒影之人，是經驗貧乏之人。

五年級小說家在進入小說職場之後看到的是這樣一個科幻景觀：沒有文人同仁期刊、沒有遊手好閒之純創作同儕、沒有文學論戰、沒有惡漢作家的自我放逐與對社會之批判……簡言之，即「中產階級景觀」，所依附賴以存活之「純文學」媒體（副刊、文學雜誌、純文學出版）本身亦面臨存亡之續而布爾高亞化，這些靠文學獎拔擢而出線的五年級作家，在這些媒體上露臉常以其它形式（短書評、專欄文字、採訪、配合專題企劃的遊戲之作），這些五年級作家鮮少犯錯、配合度高，對於編輯要求總能以不可思議之專業能力合乎框架限制完成。

這甚至不是批判（或哀嚎撒嬌），而是事實陳述。由連鎖書店－－急速擴張之出版集團－－依附於報業生死戰之副刊版面或閱讀周報－－以及被視覺系雜誌之海吞噬而實際已取代那些同仁刊物之小眾地位的綜合性文學刊物……所編織而成的實體文學網絡（不包含網路世界），面對「市場化」這一巨靈，精神分裂地同時虛無且同時被那可數字換算的強悍價值給佔領。五年紀複製這樣的虛無。這樣的虛無與苦悶在一個接一個五年級頂尖小說家自殺之後，變成了集體的啜泣和驚恐。事情變得不像玩笑了－－馬修•史卡德的《一長串的死者》，悼亡會上坐著一排面面相覷的同輩：「下一個誰？」「誰比較像下一個？」這些暗室裡的，內向世界的小說構築者，突然變成了「死者」－－時間的靜止，再也沒有後來的作品使現有的作品「從不斷累聚的陰影向下望」－－他們的作品終於在靜止後被人們痛惜珍貴地駐足閱讀。

說實話我被那些嚎啕大哭弄得心煩氣躁，那是什麼意思？「自殺」變成了小說漫漫徒刑最欠缺想像力的行動劇？福婁拜說：「我是奇怪又有耐心的珍珠漁夫，潛入最深的水域，卻兩手手，臉色發青地浮出水面。致命的吸引力引我潛到思想的深淵裡，在最深奧最隱密處，永遠都深深吸引著強者。」我對哲生的提早離開感到震怒且傷心。我們不是曾在青春啟蒙時不看小說先翻讀那些偉大小說家們的創作年表？梅毒纏身、終身為躁鬱症所苦、破產與龐大債務、流放之刑、摯愛之人背叛偷情或提前謝世、毒癮或酒精中毒……哪一個不是老狗賴活拖著死在書桌前的最後一行字？我們不是曾經相信波赫士說的：「我把我的歧路花園留給許多未來（不是給全部的未來）。」

這些天我腦海裡一直重覆浮現這樣無意義的句子：「時間哪……時間。」小說的時間從來不該是如葬禮般被凍結的時間。小說時間遠大於真實時間，而小說家的時間又應遠大於小說時間，這像是一個悖論：小說家該活在一個數倍於真實時光的時間裡？二十六歲的悼亡會我們提到蒼白、早衰、經驗的匱乏，三十歲的悼亡會我們猶這樣提，三十八歲的悼亡會呢？可怕的是連悼亡會的形式都不自覺複製當初「文學獎」的生產記憶：透過一個儀式而凍結（從前是一篇小說，現在是一個小說家名字），絕對時間。奇怪的是最令我著迷的仍是他最初的那本小說（處女作）：《寂寞的遊戲》：「有一天，我躲在一棵樹上，我的同伴葥來找我……他直愣愣看著我？一張沒有表情的臉，空洞的一雙眼球，對我視而不見……」哲生似乎對這這樣的「遊戲」樂此不疲：新亡妻的男子在自家院落挖出一個玻璃瓶，那是二十年前他們夫妻玩的一個遊戲：「寫下你最想對對方說的一句話。」結果只剩下一張孤單白紙，他的妻子在二十年前埋下後的幾天，可能挖出瓶子偷看他寫了什麼，發現他放了一張白紙，便把自己的字條拿走。或是小時候他小氣的阿公帶他進城看馬戲團表演，竟只買一張兒童票讓他自己進那帳篷。或是那些花了非常多篇幅和細節寫一件似乎毫無意義的動作或情節：送行的兒子在港口附近的運動行買了一雙昂貴的棒球手套；灰撲撲的父親在飯店地下商品街買了全套西裝、褲子、皮鞋、領帶、皮帶……到更衣室一一換上，忘了帶錢，進更衣室再一一褪下，提款後再進來一一換上……

這些那些。那不由得讓我發怵：小說家在三十歲前後便已完成了這個祕技之極致：「凍結的時間是小說裡最大的時間。」但之後呢？難道如我一位尊敬的朋友所說：「一個偉大小說家一輩子寫一本小說就夠了。」那之後的，種種的錯誤嘗試、敗筆、和真實世界打交道的泥濘行軍，在到達下一本（可能在下一次死亡儀式被凍結的）「真正的代表作」出現之前的痛苦書寫，暗夜孤燈和魔鬼交換「經驗」……的一切，都不算數了嗎？

有一次我和哲生與童偉格同時參加一個小說初審會議，結束後我們三人步行至信義計劃區新統三越廣場的大螢幕下，看一場中日棒球大賽（就是後來中華隊被松阪大輔連九K的悲慘之役）。童是個極沉默之人，我那時掛心著家裡之事，但走在他兩人身後，看著哲生非常認真地對童勸告分析一些極瑣碎的實務（我記得是勸他先延畢不要當兵，想辦法考上博士班再爭取個幾年寫作時光）。或因我始終不曾真正出社會，當時我有一種「啊，我們也到了可以像個兄長傳授經驗的年紀了」之淡淡哀感。那是一個神奇的，並非在作品世界直見生死的，人際的溫情或教養的什麼。那是一個新的時間階段的玻璃鏡面，你看到全新的時間景觀。

我想起我喜歡的井上靖的《天平之甍》，幾個日本僧人耗費一生在異域之境抄寫了上千卷經文，以四艘船載回日本，但在怒濤中因沈船而將大批經文一卷卷沉入海中。那樣的殘酷和虛擲。以及我年輕時愛不釋手的他的另一本《冰壁》：一個登山家的一位晚輩在他們視為朝聖地的奧又白峰墜崖而死，那之前這位青年陷入一場對一有夫美婦的絕望之戀。但這個主角非常嚴峻地相信：對一個偉大的登山家來說，到奧又白峰攀登一件近乎宗教之舉，決不可能帶著塵世之糾葛。他力抗媒體，要求專家鑑定，截斷的登山索是心智惑亂下的粗疏，而非刻意切斷。那一切只因一個固執之念：

他絕不是自殺，他只是失足墜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