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自序】〈前世煙塵〉林懷民《蟬》印刻新版序 |
去年吧，也許是冬天，在捷運車上，有人向我問起莊士桓的事。
我記名字的能力很差，心想又忘了一個應該記得的人名，愕愕問他：「莊先生現在在那裡工作？」
問話的讀者笑彎了腰。
人在江湖，雲門的雜務不斷，跑的碼頭也多，坐下來發呆憶想的時間很少。寫作的歲月，竟像前世煙塵地忘懷了。
在《蟬》這冊小書裡，〈紅襯衫的男孩〉寫於大四畢業前；最後一篇〈辭鄉〉成於艾荷華小說作班，因此有點學院氣。其餘三篇則是預官十個月的產品。
|
|
|
| |
我被分發到通訊指揮部。在新店，坐辦公桌，其實無事可辦。也許讀多了海明威，上班一週後，我上簽呈請調金門，立刻成為辦公室笑柄。主管說，林少尉，看你還是個大學畢業生，頭腦這麼不清楚。
壯志未酬，我就老老實實坐下來，寫小說。寫到瓶頸，不免溜到碧潭游泳，或搭下班的交通車，到西門町混一個晚上。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再寫。理由很簡單，沒有時間。我再也不曾擁有那樣漫長，無事，而且無聊的時光。
少年時提筆，往往出於不知拿自己怎麼辦的無聊。還未真正介入生活，只能把某些情緒，某些聽來的事情，一點點因為沒有切身經驗所導致的渴望與恐懼，誇張地寫下來。只是一些感覺。
《蟬》出版後，引起很多迴響，我有些吃驚。也許我碰觸到那個時代年輕人的某些苦悶吧。真正讓我訝異的是，三十多年來，總有人問我陶之青是誰；《蟬》曾改編為舞台劇和舞蹈，也有人想拍成電影，電視。青年導演鄭文堂竟然告訴我，他由宜蘭初上台北唸大學，頭一件事就是去拜訪《蟬》裡的人物去過的地方。這本小書曾有仙人掌和大地的版本。十多年來，常常有出版社希望再版。我始終覺得那是前世的作為，沒有太大的意義，甚至有點尷尬。
在商業文化蔚為主流的時代，詩人初安民以十五年的生命專注地主編《聯合文學》，為台灣保住最後一個文學雜誌，也培植了許多位新世代的作家。今年，安民離開聯文自創出版社，對我重提《蟬》的再版。因為感念，因為尊敬，我就鬆了口。答應了，心裡又反悔，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校對少年時的作品，往事忽忽由煙塵中閃現。我看到讀完《看海的日子》的自己坐在政大男宿木床上，掩面哭泣；在街頭抓住公共電話話筒，急促地跟朋友報告剛讀到的《永遠的尹雪艷》。
六十年代，陳映真，白先勇，黃春明，王禎和，王文興，像放煙火般，短短幾年內連續推出傳世的傑作。他們滋潤我，刺激我，鼓舞缺乏信心的我。我想藉這個機會向這幾位兄長輩的作家致意。除了王禎和早逝，他們都還在寫！王文興仍然每天寫三百字。每天。
我也要向葉石濤先生特別致謝。不管我寫得如何離經叛道，或荒腔走板，他始終不把我當小孩，總是以理解的眼光看待我，用他那自嘲式的幽默讓我知曉寂寞，甚至貧困，是作家的本份，而焦慮是突破前必須付出的代價。
如果沒有那段文學的歷程，沒有這些前輩的啟迪，我後來的舞蹈涯必然大為不同，也可能已經早早收攤。
不管是文學或舞蹈，創作應是生死以赴的志業，而不是邁向他種飛黃騰達的敲門磚吧。
我這樣期待自己，也以此和年輕創作者共勉。
二○○二年四月一日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