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慟 |
| 【代序】 從海葬到海慟 |
代序 從海葬到海慟北海若與秋水對話，是中國的一則古老寓言，實則大海訓誡黃河：「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這則莊子寓言，竟又顛覆性隱喻於今日者，居然是世界與中國之辯，中國（秋水）並未「可與語大理矣」，而是向北海若（太平洋）宣稱「秋水之崛起」。
「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這是《河殤》解說詞的最後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覺到它的滾燙。然而大海並沒有邀請黃河。「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八十年代只有少數知識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還在黃土地上睡眼惺忪，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都絕對沒有關於航空母艦、南沙築島和「九段線」的想像力。那時中國只有「西洋幻想」而尚無海洋欲望，民間只湧動著一股掙脫封閉、無知、內陸的激情。
華夏對海洋的陌生，究竟是內陸文明的特質，還是近代百年的「海患」所致，至今糾纏不清，但是八十年代確有一股克服「海洋恐懼」的思潮：
從兩年前的一個夏夜開始，錢鋼鬼使神差地追尋起李鴻章的蹤跡來：「我在寫《海葬》。我在寫一百年前的變革。」他告訴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尋找當年李鴻章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杳無蹤影，「一百年了。什麼東西都會面目全非。」但他卻意外地發現了李中堂的故居賢良寺。就在這座古寺的東面，正興建一座大飯店，那地皮就是當年海軍衙門的舊址。「說不清心裡是一種什麼滋味，我們仰望著海軍衙門—百年後的『王府飯店』，只見這座即將竣工的摩天大樓，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通體閃著銀光，巍然聳入夜空。橘黃色的巨大起重機上，寫著三個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組」。 一九八八年。不吉祥的龍年。中國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夥兒都在罵物價、罵官倒、罵腐敗。上校錢鋼卻把目光投向整整一百年前—「一八八八年。中國第一盞電燈在紫禁城裡被點亮了。一八八八年。光緒皇帝即將『大婚』，『親政』。一八八八年。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一書』，未達光緒。一八八八年。頤和園正加緊施工。一八八八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距離它悲劇性的大覆滅還有六年；整整一百年後，我為它寫《海葬》。」（《世紀末回眸》）
《海葬》可謂《河殤》的姐妹篇。一九八八年我製作《河殤》續集《五四》，勉為其難，而錢鋼則在描摹一百年前的悲劇，我去邀他一塊來寫《五四》時，他正在為《海葬》作最後的修訂。我們皆未逆料晚清「海葬」的悲劇，一百三十年後或可在中國重演。這一次中國雖然「大國崛起」，也能造航母，卻依舊是一個滿清的老制度。 三十年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看鄧小平一針見血：「他屬於《舊約全書》那種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價的革命家。」但是他的老闆布希總統，卻想跟這位「六四屠夫」做生意，派了兩個特使去北京，而鄧小平正不緊不慢卻擲地有聲地撂出的一句話就叫西方和環太平洋地區膽寒：「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對中國的控制，將會有一億以上中國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亞，一千萬到泰國，五十萬到香港。」這是香港《文匯報》援引的鄧的原話。不知道為什麼偏要給印尼分配一個億，而對香港似乎很留情，但五十萬已經足夠讓這彈丸之地從天堂跌進地獄了，老鄧又彷彿對台灣未置一詞。四周都是溫柔富貴鄉，那個聚集著貧困和破壞力的大陸稍一噴湧，便會使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糜爛。有過「六四」那一幕，誰也不會懷疑這一點了。所以，北京的鎮壓者們責無旁貸地成為遠東局勢安定的捍衛者。華盛頓、東京、台北都鬆了一口氣。 中國又一次在這個世界的常識之外，成了很難捉摸的國家，該來的厄運都沒出現，也有點像魯迅當年寫的，「革命黨」鬧過以後，大家又都把辮子放了下來；林語堂也曾描繪過一張老婦人的臉：「廁身於叛亂戰禍之間，圍繞著貧苦的兒孫，愉快而老態龍鐘的中國，閒逸地吮啜著清茶，狡黠地微笑著……」，誰能看得穿這張臉呢？ 實際上，鄧小平只有一個謀略：經濟救黨。他在後毛時代，救毛的合法性喪失，才搞「改革開放」、「白貓黑貓」那一套；「六四」屠殺後，他要再救一次合法性，還是經濟這一套，他哪裡知道老布希、柯林頓會迎奉他，拉他進世貿，他就知道有救了，什麼也不需要改，所以他才敢對李光耀說「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 然而，陳雲比鄧小平看得更深，依然憂慮「合法性」，才有「子弟接班」的戰略出籠，說明他並不覺得「經濟可以救黨」，這是今天習近平的合法性來源，弔詭地反映了「太子黨」恰恰沒有「合法性」安全感，這又是習近平色厲內荏的根源。 這些都是西方和國際上看不懂的。中國人看得懂嗎？比如，鄧小平對西方祭出的那個「韜光養晦」謀略，曾經也是林彪當年對付毛澤東的謀略，所以，中共將東方謀略玩到國際上，才是它這三十年的成功訣竅，那便是《莊子•秋水》的新篇章，秋水唬住了北海若。 東方陰謀得以成功，其實也是借助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誤區，那是尼克森的一句話：取消對中國最惠國待遇，最大的受害者並非中國，而是「仰息自由市場的人們」。這句話要翻譯才能懂，即西方「自由市場」離不開中國廉價勞動力，這幾乎如同資本離不開利潤一樣。這也可以做一個比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羅斯福令美國的製造業，充當「全球民主兵工廠」，這種規模，不到一個世紀後，盡數被東方的一個共產黨政權拿走。 更深一層是「洋為中用」，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兩個航母打擊群來巡弋，中共還應急地研發東風－21D型陸基飛彈「航母殺手」，並引進俄製「基洛級」攻擊潛艦，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二○二二年共裝備各類艦艇八百三十七艘，總排水量約兩百六十五點三六萬噸，成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戰鬥艦艇四百九十三艘、航空母艦兩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艦）、驅逐艦四十三艘、護衛艦九十三艘、導彈艇八十一艘、兩栖艦艇一百六十九艘、常規動力潛艇六十一艘、核潛艇十八艘，大量水面艦艇如同「下餃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有人綜述中共海軍擴張六十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戰略：近岸防禦、近海防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背後支撐的，是國家利益的拓展、成為海洋強國、突破島鏈封鎖，以及走向遠海、建設以航母為中心的遠海戰力，邏輯地由「沿岸海軍」（Brown Navy）、「近海海軍」（Green Navy），朝向「藍水海軍」（Blue Navy）提升。 其間為保護來自中東的石油供應，不受美國阻撓，從中東海域到南海，建立一系列的港口，被稱為「珍珠鏈戰略」，也有效因應了麻六甲海峽困境（Malacca Dilemma）、抗衡印度洋的美印勢力、進入印度後院、建立遠洋海軍前進基地，激出了「南海衝突」。 現在我們再去回眸「甲午海戰」，當年錢鋼寫的那個《海葬》，才顯示出「歷史感」：中共八十年代的「雪恥思想史」，經過三十年終於道成肉身：習近平從買航母招搖太平洋，到軍事擴張，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南洋的菲律賓、印尼，都慌了神，「亞洲四小龍」安在？從海葬到海慟，梳理這個「大國崛起」從思想洗腦到制度建制、軍艦鑄鍛的脈絡，為時已晚嗎？ 海之慟，也是海哭，哭那個悲慘亞洲大陸，可不光是中國，往後一直延伸到俄羅斯。 中國在經濟、國際上的耀眼，與其國內、民生、精神上的悲慘相稱嗎？ 國家崛起，以剝奪個人而成功，不僅破解了西方「經濟出民主」的預言，也是中共的一種制度創新？ 這種保守、頑固價值的維繫，跟傳統、反西化、另一種「西化」馬列的拿來主義、移植沙俄制度等等，是何種脈絡？ 到底我們要破解的迷思是，一個前現代大國，可以靠經濟崛起，又獲得升級版集權模式，然後威脅周圍先進合理的制度，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而且在亞洲大陸出現兩個文化迥異、卻經由暴政、改革、復辟，步步雷同的大國？ 當然，症狀是為什麼「普習同構」？後極權的民族主義究竟是什麼？中俄兩黨兩國，制度同構，雖然文化迥異，更奇異的是，兩者「改革」後產生的新寡頭，從願景到意識形態，依然同構：以民族主義、大一統為合法性及個人政績，一個圖烏克蘭，一個圖台灣，何其相似乃爾！華郵重構普京入侵烏克蘭的縝密計畫，甚至令拜登政府吃驚，並抓住了普京野心的要害：「他步入俄羅斯偉大領導人之列的遺產—即成為恢復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優勢地位的領導人」，這跟習近平的野心也正好同構：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自然而然地成為習近平的終生夙願，由此可以預設，他一定會攻打台灣！當然，這需要從封閉到開放梳理起來。 直到今天，我還會想起《天仙配》和嚴鳳英，以及我採訪那個慘絕人寰事件後所提出的問題：一、一個女演員被開膛破腹標誌中國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社會？二、軍代表的權力來源是什麼？三、億萬文革參與者有沒有與毛澤東共謀？這三個問題回答不了，就無法回答共產黨是個什麼東西。自然，今天中國又被習近平領回文革去了，這三個問題便不會有答案，那便是蠻荒，中國有過文明嗎？「五四」一大「進步」是廢除纏腳，但是中國五億女性仍然是生育工具，加上溺女嬰高達數億，中國自「五四」以來，有絲毫「社會進步」可言嗎？ 那麼從嚴鳳英到劉少奇，又是一個什麼邏輯？在中南海裡，毛澤東可以就近欣賞他的「第二把手」被折磨，這跟史達林的「大清洗」也邏輯同構嗎？史達林在延安豢養的一個邊區政權，鑄鍛了一種「知識分子要脫褲子」的意識形態之後，中國讀書人依然協助這個政權奪取整個中國，這究竟跟儒家文明有關係嗎？抑或是它的崩解所致？然而俄羅斯恰是借助了、或者為了東正教傳統，才復辟了集權；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是傳統中最壞的一種智慧嗎？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精神貧困更遠在物質貧困之上，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九九四年以研究歐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古烈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談到蘇聯解體後俄國的一般思想狀態時指出：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壓抑下俄國民間文化的多層積澱，在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突然爆發了出來。無論是政客、史學家、學人對此都毫無心理準備。與此同時，數十年來宰制了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來的則是一片「哲學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補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祕主義、「怪力亂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等等現成的東西。
上引史學家余英時所言，他稱「初讀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國精神的貧困還遠在俄國之上，因為俄國在極權時代仍存在著東正教的根荄」，儒家比東正教無疑衰亡得更徹底，但是中俄兩國制度同構的遺患，誰比誰更嚴重，今天其實還看不清楚。這是不是「普習同構」的又一側面？ 「帝國模式」若存活下來，必定是一個壞制度，難道也是由中俄兩民族淬鍊出來的？ 只有「帝國」解體了，而非「經濟發展」了，才能出民主制嗎？只有推翻「帝國」，才有地區穩定、和平與永續的秩序，歐洲與東亞的今日皆驗證了這種政治學嗎？ 講到讀書人，中俄都有一段恥辱史，也必定跟「口腔」、食色、閹割等難聽的詞有關，中國「士大夫」階層在古代輕易不向暴君低頭，哪怕千刀萬剮，而四九後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群體性向現代極權臣服，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極權，彷彿整個中國文明死去，坊間過去有「京城四大不要臉」之謂，後來又釀成「盛世」裡文人名流「賽著不要臉」之競爭，令這半個多世紀，極權得以施行人文大殺，「恥辱史」須有新篇，可是誰來書寫？ 近年大陸風靡一股「民國熱」，懷舊還是諷今？我寫了蠻荒之後，才得見民初的輕癯背影幾人，忽然也才難過起來，那千年文明，寂滅前的星光一閃，竟然是那麼璀璨，林徽因捻起那一炷香，難道不是為了徐志摩，而是她預感到了蠻荒？而看盡興亡的陳寅恪，為何不識共產而寧死不浮海，他比其他讀書人明白多少？張愛玲的明白，不只從中國逃得最早，她還預知在美國也必須「拒不見人」；我在蠻荒中讀小說裡最楷模的人不是中國人，而是俄羅斯的齊瓦哥，他體現的一種「好人」個人主義，反而是「與人為善」的儒家文明培育不出來的；假如你要追究天安門學生的「激進」，你非得捋到梁啟超那兒才算公平，這桿如椽大筆給中國引進了「亡國滅種」的思想，也虛構了「中華民族」，這兩樣害苦了中國人，至今仍然是中共的統治利器；中國至今維持千年「秦制」，是因為單一書寫系統「漢字」嗎？亞洲大陸東部的「語言代換」過程，就是六千年「華化」的所向披靡，滅掉了無數文明與文化的可能性，假如它再武裝了一種升級的集權制度，不只亞洲，恐怕全球都難以倖免被「華化」，梁啟超的「亡國滅種」不是鬼話嗎？人類背叛地球，一如漢族要毀掉它自己的生態源頭西藏一樣，皆驗證了人是最可怕的物種，也驗證了「造人」的上帝極愚蠢；達爾文破解這個「造人」神話，代之以「弱肉強食」的進化言說，它接著又從生物界躍進人類社會，撩撥起近代以來血腥的「現代化競爭」、帝國主義戰爭和共產極權的肆虐，人類死傷無算，野蠻空前，至今沒有出路，所以「天蠻地荒」也並非中華文明的宿命，而是整個人類的現狀和歸宿。 大海哭大陸、黃禍哭印第安、殖民者哭滅族者等等，海慟升級為天慟、人慟，也許就是這本書想表達的那個「慟」。我用過一個「殤」字談黃河，也就是秋水；在海外三十年後只能說海了，還是那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毛病，卻再也找不到「殤」這麼絕妙的字眼了，搜腸刮肚尋來一個「慟」字，還行。 慟者，痛也、哭也、悲也，抑或醒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