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即函謝編輯先生：承蒙賜題，不勝榮幸，「滄海月明珠有淚」，實在妙極了，虧您想得到……
於是，很快就刊登出來，大大的標題，端的是「滄海月明珠有淚」，最佳版位，精緻配圖，一個少女倚枕而泣，背景是十里洋場外灘風光。
當我的小說集出版時，復名「夏明珠」，好像從泥潭裡爬上來趕緊洗個澡，透口氣。
曾有某報編者問：「你認為中國作家中誰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我答：「不知道─只知三種必然性：一、是個地道的中國人。二、作品的譯文比原文好。三、現在是中國人著急，要到瑞典人也著急的時候，來了，拋球成親似的。」這段話被某作家扼要節引到他的書裡，認為「一針見血」，什麼血呀，如果譯文比原文好，那麼原文是什麼東西呢，這種貨色也值得販賣嗎？得獎，是中國人在瞎起勁乾著急，瑞典人急個啥，而我的話尾是「拋球成親似的」，鄙夷之意，顯而易見，整段話句句字字是諷刺，竟被當作正面的講道理：中文作品全靠外文譯得好，中國人得獎要等瑞典人發急─「一針見血」，見的是誤解者的血。但有人喜孜孜地傳告我：某某在他的書中多次節引你的話，他對你欽佩得不得了。
我成立了一個公式：「知名度來自誤解。」
當此際，也冷眼看清自己前途的黯澹，我是抱著「人人因被人認識而得益」的信念而來到西方的，不料所得的仍是中國人對我的誤解，區別只在於昔者是天網恢恢的整體的惡意誤解，今者是眾生芸芸的散點的善意多惡意少的誤解，惡意的誤解置我於絕境，善意的誤解賦我以生路，坎坷泥濘，還是要走。
「兵法家」的返祖現象更彰明起來：廣攬誤解，以提高知名度。萊奧納多•達文西的公式是高貴的：「知與愛成正比。」知得愈多愛得愈多，我的另類公式是卑汙的是「誤解與知名度成正比」，誤解愈大知名度愈大。
一九八四年，「知名度」已臻及可以辦一個「散文個人展覽會」了─臺灣要創製一份最大型的華美的文學期刊，《聯合文學》，主編向我提議：推出一個「作家專卷」，包括散文個展、答客問、小傳、著作一覽，要在短期內完成而即付快郵。
區區自費留學生，每週至少三天要去學院進修，而在此時期日常撰文脫稿即發，以應紐約各報之約，實在沒有庫存可提，《聯合文學》創刊號出版的日期已公佈了，我連說聲「有困難」也是多餘的，所以我一口答應：好，準時寄到。
時維孟夏，寓處悶熱，蓬頭跣足，束緊腰帶，這是一場惡戰，「自」與「己」戰，戰贏了才好與「世」戰。
不堪回首而實堪回味的那些朝朝暮暮，單間小房，下臨大街，囂嘈不舍晝夜，一條支路直衝我的窗子，風水是極凶的，我望之只作「前程遠大」觀，陣陣薰風中，我埋頭疾書─〈明天不散步了〉、〈恒河•蓮花•姊妹〉、〈遺狂篇〉、〈哥倫比亞的倒影〉……上學院簽個名，躲進圖書室，寫，來回的地鐵中，寫，噢，過頭三站了。
少年讀普魯斯特的《睡眠與記憶》，在文體上一見鍾情，旋即想到用意識流手法寫長篇小說是不智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後來讀《追憶逝水年華》，果見流流而流不下去只好上岸，繼之契機復起，又流了，又塞住。喬伊斯還不也是這樣，吳爾芙夫人強持到底，作者累壞了讀者也累壞了─生命、生活、生態、生靈，並非全以意識流為中邊、為起訖的，迫使意識流為萬能文體，「意識流」也就不高興，成了「意識漏」了。
我用意識流手法寫散文，或許與蕭邦作鋼琴曲稍有類似的之處，他的「即興」、「敘事」、「練習」，我聽來情同己出，輒喚奈何。而且他也不用ff，不用pp，強弱（輕重、快慢）是比較而言，毋須製造。文體家先要是個修辭學家、音韻學家，古義的音韻只在考究個別單字，宋朝的幾位大詞家就已是以作曲家的身份出入文學了。反過來說也對：蕭邦是音樂上的文體家，音樂上的意識流大師。
食不定時，睡眠短缺，頸際腋下奇癢難耐，無非是天熱汗多，那麼久不洗澡不更衣，皮膚發炎了。
稿成即寄，從郵局回來，頭等大事是洗澡，覺察紅T恤的反面有異，領圈、袖根，爬著白色的蝨子。
一九八二年初秋，我離上海時，朋儕送行到機場，賦詩為別，詩曰：
滄海藍田共煙霞 珠玉冷暖在誰家
金人莫論興衰事 銅仙慣乘來去車
孤艇酒酣焚經典 高枝月明判鳳鴉
蓬萊枯死三千樹 為君重滿碧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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