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房子叫雪松居，和以前一樣。一叢紅棕色的雪松依然聳立在房子左側，散發出柏油的氣味，樹幹怪誕地糾纏在一起，隔著凌亂的草坪正對著一扇大弧窗，窗內的房間是以前的客廳，瓦瓦索小姐喜歡用房東的口吻稱它做休息室。前門開在對面那側，門外是一片有油漬的碎石地，最外面是一道漆成綠色的鐵柵門，油漆還在，不過門柱已經鏽得七零八落。我很訝異，自從上次一別，到現在都五十多年了，這裡竟然沒什麼改變。訝異之餘，也有失望，甚至可以說有點驚駭，原因我也說不上來──我既然都已經回來，要和過去的點點滴滴一起生活，我又為何希望它改變呢？我一直搞不懂這房子怎麼會這樣斜著蓋，讓沒有窗戶的白色細石子端牆面對馬路。或許是從前還沒有鐵路的時候，馬路的走向和現在完全不同，是直接經過前門的吧，任何情況都有可能。瓦小姐記不得確切的時間，只知道大概在上個世紀初──應該說上上個世紀初，我老是忘記千禧年已經過了──這裡先是蓋起了一間農舍，經過這些年來漫無計畫的擴建，才變成今天這副雜亂無章的模樣：小房間直通大房間、窗戶正對著空牆、到處都是低矮的天花板。屋裡的脂松地板和我的紡錘型靠背旋轉椅一樣，給人一種航海的感覺。我想像著一個終於不再出海的老水手，正在火爐邊打盹，冬天的風吹得窗框喀喀作響。啊，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經歷過他的人生的話……

許多年前，在那些神的年代，我還在這裡的時候，雪松居是一間避暑別墅，以雙週或包月的方式出租。每年六月都有一個有錢的醫生，帶著他鬧烘烘的一大家子來住一整個月，我們不喜歡醫生家那群大嗓門的孩子，他們很愛嘲笑我們、躲在固若金湯的柵門後面對我們扔石頭。醫生家之後跟著是一對神祕莫測的中年男女，他們不跟任何人說話，每天早上總在同一時間，板著臉、默不作聲地牽著一條臘腸狗出門，沿著車站路走到海邊去。八月對我們來說是雪松居最有意思的月份，每年這時候的房客都不一樣，有從英國或歐陸來的，有一對來度蜜月、被我們偷窺的新婚夫妻，有一次甚至來了個戲班子，每天下午就在村子的鐵皮戲院裡表演。接著，就在這一年，來了葛雷斯一家。

我最先見到的是他們的車，就停在柵門內的碎石子地上。那是一輛破舊的黑色汽車，底盤很低，刮痕累累，有米色皮椅和輪輻式的大型拋光木方向盤；跑車式樣的後擋風玻璃斜度很大，玻璃下方的置物架上胡亂丟著幾本封面已經褪色、捲角的書，和一張用得很舊的法國旅遊地圖。房子的前門敞開著，我可以聽見屋裡樓下的人在說話，樓上有人赤著腳在木地板上奔跑，以及一個女孩大笑的聲音。我在柵門邊停下腳步，光明正大地偷聽起來。這時突然有個男子拿著一杯酒走出房子。他個子矮矮的，上半身很壯，肩膀和胸脯非常厚實，頭又大又圓，理成平頭的黑亮捲髮之中夾雜著少年白，尖尖的山羊鬍也同樣黑中帶白。他披了一件寬鬆的綠色襯衫、沒扣扣子，下面是卡其色短褲，光著腳，皮膚曬得跟黑炭似的，還略帶紫色的光澤。我注意到他連腳背都是古銅色的；據我的經驗，大部分當了父親的人領口以下的皮膚都白得像魚肚一樣。他把酒杯──裡頭是水藍色的琴酒、冰塊和一片檸檬──以一個眼看隨時會掉下來的角度往車頂一擱，打開乘客那一側的前座門，彎身到駕駛座的儀表板底下不知在找什麼東西。屋子裡，女孩又在我看不見的樓上大笑起來，並假裝驚恐地顫抖著嗓子，發出一聲誇張的尖叫，接著又是一陣倉皇的腳步聲。看來她和另外一個不出聲的人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男子直起身子，拿走車頂上的琴酒，把車門甩上。不管他在找什麼，總之沒找到。他正要回屋裡去的時候，視線掃過來和我的對在一起，於是對我眨了眨眼。他沒像一般大人那樣，馬上彎下腰來討我開心。完全沒有。這一眨充滿了某種心照不宣的共謀意味，感覺我們這兩個素昧平生、年紀差異懸殊的人，幾乎就像共濟會的弟兄；彷彿我們共同擁有的這一刻，儘管表面看來無關緊要，又缺乏實質內容，但卻是有某種意義的。他的眼睛是特別淡而透明的藍。接著他就進屋去了，還沒進門就開始說話：「該死的，我看……」然後就不見了。我又逗留了一會兒，仔細瞧了瞧樓上的窗戶。沒見到臉孔。

這就是我和葛雷斯一家人的初次相遇：樓上傳來的女孩聲音、奔跑聲，以及樓下這位對我瀟灑地、狎暱地、邪氣地眨了一眼的藍眼男子。

剛才我發現我又來了，最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常常不自覺地透過兩排門牙的縫隙，吹著微弱而漠然的口哨。滴得、滴得、滴得，像牙醫鑽牙的聲音。我父親以前就是這樣吹口哨的，難道我快變成他了？布倫登上校正在走廊對面的房間裡聽收音機，他特別喜歡下午的談話性節目，聽氣憤的民眾打電話進去，吐些諸如政客惡質、酒價亂漲等千古不變的苦水。「這夥人哪！」他突然煩躁地說了這麼一句，然後清了清喉嚨，有點不安的樣子，那雙圓凸混濁的眼珠忙著避開我的視線，儘管我並沒有不以為然。他是躺在床上聽收音機的嗎？很難想像他那副模樣：穿著灰色厚毛襪，腳趾在裡頭動來動去，襯衫領口敞著沒繫領帶，十指交握從後面托著他那筋脈鬆弛的老脖子。出了房門，他整個人──從圓錐狀的頭頂，到腳下那雙補了又補、但仍光可鑑人的棕色雕花皮鞋的鞋底──可是英武挺拔得很。每星期六早上他都會去給村裡的理髮師剪頭髮，兩鬢和後腦杓理得短短的，只留頭頂上一大把如老鷹冠毛似的僵硬灰髮。他的耳朵十分顯眼，耳垂很長，質地如革，看起來像兩片風乾的煙燻肉；眼白也像被煙燻過一樣，黃黃的。我聽得見他的收音機傳出嘰嘰喳喳的談話聲，但聽不出在說些什麼。再待下去我會發瘋。滴得、滴得。

那天，好像是葛雷斯一家住進來的當天，又好像是隔天，或是再隔天吧，總之在晚一點的時候，我又看見那輛黑色汽車，它顛簸著駛過橫跨在鐵路上的拱橋，我一眼就認了出來。橋現在還在那兒，車站再過去就是了。真是景物依舊，人事全非啊。那輛車正離開村子，往十多哩外的鎮上開去。姑且把那個鎮叫做巴里多，我們這個村子的名字是巴里少，很荒謬吧，可是我不管。開車的是那個留鬍子、對我眨眼的男子，他頭往後仰，正口沫橫飛地又說又笑。旁邊坐的是一個女子，手肘擱在搖下來的車窗上，也是仰著頭，淡金色的頭髮在風中不停顫動，不過她沒有笑出聲，只是面帶微笑，那個笑容是特地為他準備的，雖然信不過他的話，卻仍耐著性子聽著，開心得不大起勁。她穿著白色上衣，戴著白色塑膠框太陽眼鏡，抽著菸。我人在哪裡、是躲在哪個好位置窺視這些呢？我看不見自己。只見他們車尾噴出一股白煙，歪歪斜斜地繞過轉彎處，一下子就消失了。路旁水溝裡高高的茅草──和那女子的頭髮一樣是金黃色的──搖晃了兩下，隨即恢復到原先如夢一般的靜止狀態。
我走在車站路上，那天下午陽光普照，四周空無一人。山腳下的海灘在大片的靛藍色底下閃爍著土黃色的微光。在海邊，每一樣東西都成了細細的水平線，整個世界簡化成幾條印在天空和地面之間的直線。我小心翼翼地往雪松居走去。怎麼小時候每一件引起我興趣的新鮮事，好像都有一種邪門的感覺？可是所有這方面的權威都說，給人邪門感覺的事物並不是新的事物，而是某個已知的東西以不同的形態重新出現，是穿越時空歸來的陽魂。有太多問題無法解答了，這只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個。接近雪松居的時候，我聽到一陣生鏽金屬的尖銳摩擦聲。一個年紀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吊在那道綠色的鐵柵門上，兩條手臂軟趴趴地從最上面的橫桿垂下來，用一隻腳蹬著碎石地，連人帶門慢慢地來回擺盪著，畫出四分之一圈的圓弧。他的頭髮是和車裡的女人相同的淺麥稈色，眼睛則很明顯是那男子的蔚藍色。我慢慢走過去，可能我真的停了下來，或者躊躇了一下，男孩把他那穿著膠底帆布鞋的腳尖往碎石地一頂，讓擺盪的柵門停住，用質問的表情充滿敵意地瞪著我。我們小孩子第一次見面時都是這樣瞪對方的。他背後是雪松居狹窄的後花園，一路望下去可以看見沿著鐵路邊斜斜種過去的一排樹──現在那些樹都沒了，變成一排粉色系的平房，好像洋娃娃的房子──再過去，朝向內陸這邊，還看得見隆起的田野，田野上的牛群和點點亮黃的金雀花叢，以及遠方孤零零的教堂尖塔，然後就是天空，飄著幾朵白色的卷雲。突然，那男孩出人意料地變成鬥雞眼，舌頭垂到下嘴唇上，對我扮了個鬼臉。我繼續往前走，心知他嘲弄的眼神依然跟著我。

膠底帆布鞋（plimsoll），這就是一個現在已經沒有人用的詞，起碼很少人用，少之又少。原本單指水手穿的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從某人的名字演變來的，同時也是一個和船有關的用語。上校又上洗手間去了，八成是攝護腺的問題。經過我房門口時，他腳步放得很輕，踮著腳尖慢慢走，以免對喪家不敬。我們這位風度翩翩的上校真是禮貌周到。

現在的我正走在車站路上。

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生命中有太多地方是靜止的，或者現在回想起來是如此，一種懸而未決的靜止，一種警戒狀態。我們在各自尚未成形的世界裡等待著，像那男孩和我互相打量對方一樣打量著未來，像戰場上的士兵，隨時注意著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來到山腳邊，我停下腳步，站在那裡朝三個方向望：繼續往前是海濱路，來時的方向是車站路，還有一條路通往鐵皮戲院和公共網球場。沒半個人影。網球場再過去那條路從前叫做懸崖步道，不過不管那邊以前有什麼懸崖，都早就被海水侵蝕掉了。據說那下面的砂質海床完完整整地埋著一座教堂，連同鐘樓和大鐘；那教堂原本矗立在一處如今也已不見蹤影的岬角上，在很久以前某個暴風雨加上大潮的夜裡，教堂整個翻落到滾滾洪流之中。這些故事都是本地人說的，像酪農杜格南，和靠賣撿來的高爾夫球維生的聾子寇佛，好讓我們這些過客覺得，他們這個平靜的海邊小村也曾經是令人畏懼的地方。海濱餐館屋頂上的招牌打著海軍切片香菸的廣告，上面有一個不知是救生圈還是一捆繩子──好像是吧？──的東西，中間圍著一個大鬍子水手；招牌的鉸鏈受到鹽分鏽蝕，在徐徐的海風中嘎吱作響，彷彿雪松居那道鐵柵門的回音，說不定那男孩還在上面擺盪著。現今的這道門、昔日的那面招牌，一直到這一天、這一夜，都仍在我的夢裡嘎吱作響。我舉步沿海濱路走去，房屋、商店、兩間飯店（「高爾夫」和「海灘」）、一座花崗岩教堂、麥勒雜貨鋪兼郵局兼酒吧，然後就到了那片有許多木造農舍的田野，其中一棟是我們的度假小屋──我爸爸、我媽媽和我的。

如果車裡的男女是那男孩的父母的話，他們是不是丟下兒子一個人在屋子裡？還有那女孩呢？那個大笑的女孩在哪兒了？

往事像第二顆心，在我胸口不停跳動。

我們的照會醫師是陶德先生（Mr Todd） ，大概只有懂得多種語言的人才說得出這種冷笑話。還有更冷的，有人的名字叫狄亞斯（De’Ath） ，雖然中間字母變成別致的大寫、多了個驅邪的撇節號，但還是唬不了人。這位陶德仁兄稱呼安娜為莫登太太，卻叫我麥克斯。我實在不太喜歡這樣的區別，以及他語氣中那種放肆的親暱感。他的辦公室，不對，他的房間──有人說那是房間，就像有人叫他先生而不是醫生──第一眼給人的印象就像蓋在高處的碉堡，但其實才在三樓。那是一棟新大樓，全是玻璃和鋼架，連升降梯的豎井都是玻璃和鋼架建造的管狀結構，巧妙地讓人聯想到注射針筒；升降機就發著嗡嗡聲，在豎井裡升升降降，宛如一個巨活塞，不停地抽上來、壓下去。他診療室的兩面牆，從地板到天花板是整面的厚玻璃。我和安娜被領進去的時候，初秋的強烈陽光穿透巨大的玻璃板直射下來，亮得我睜不開眼睛。接待員是個金髮的模糊身影，穿著護士服和一雙會唧唧叫的輕便工作鞋──在這種情況下誰又會去認真注意接待員？她把安娜的病歷放在陶德先生桌上，唧唧唧地退出房間。陶德先生吩咐我們坐下。想到還得靜靜地坐在椅子上，我無法忍受，索性走到玻璃牆邊站著，往外面看。我正下方有一棵櫟樹，搞不好是山毛櫸，我老是分不清這些落葉大喬木，但肯定不是榆樹，因為榆樹都枯死了，不過還是很宏偉；總之，那棵櫟樹寬廣的樹冠仍保持著夏天的青翠，幾乎尚未染上一絲灰白的秋意。車頂的反光很耀眼。一名穿著深色套裝的年輕女子快步通過停車場，愈走愈遠，即使在這麼遠的距離，我都覺得能聽見她的高跟鞋踩在柏油路面的尖細聲響。我眼前的玻璃中淡淡地映著安娜的身影，她直挺挺地坐在金屬椅上，四分之三側面朝我這邊，兩膝交疊，十指交握放在大腿上，十足模範病人的姿態。陶德先生斜斜地坐在辦公桌後面，飛快地翻閱她的病歷；那淡粉紅色的紙板檔案夾讓我想起以前放完暑假第一天早上回到學校時，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那種新課本的觸感，以及不知為何令人惴惴不安的墨水味與鉛筆削過後的氣味。人的思緒多麼會飄，連在該是最全神貫注的場合都管不住。

我把臉從玻璃轉開，現在是外面讓我無法忍受了。

陶德先生是魁梧型的男子，雖然不高也不胖，但是很寬，給人的印象就是方方的。他培養出一種很能撫慰人心的老派態度。他穿了一套粗花呢西裝，配上背心、鏈表，和一雙布倫登上校看了也會欣賞的胡桃褐色雕花皮鞋。髮型是老一輩的式樣，抹了油，一絲不苟地從額頭往後腦杓梳，而且留了八字鬍，又短又濃密，使他的相貌看起來很頑固。後來我有點震驚地發現，儘管他刻意塑造出這些德高望重的形象，他年紀不會超過五十歲太多。什麼時候醫生開始比我年輕了？他一直在寫東西，拖延時間。我不怪他，換作是我，我也會這樣做。最後他終於放下筆，但還是不願意開口，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他不知該從何說起，或是不知如何啟齒。他的猶豫有些預謀的成分、演戲的成分。這我也能理解。當醫生的都得是好演員才行。安娜不耐地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

「我說醫師啊，」她用四○年代電影明星那種爽朗、堅強的語氣說道，聲音稍微大了點，「是判死刑呢，還是我還有命可以活？」

房間裡靜悄悄的。她這句肯定事先排練過的俏皮話完全收不到效果。我有一股衝動，想衝上前一把將她抱起來，像消防隊員那樣，把她整個人揹出去。我沒有輕舉妄動。陶德先生看著她，像著了慌的野兔一樣有些不知所措；他眉毛抬高了一半，停在那裡。

「噢，莫登太太，我們還不打算讓你走。」他說道，露出他的大灰牙，笑得慘不忍睹，「不會，真的不會。」

接著又是一陣靜悄悄。安娜的手放在膝上，她看了看自己的手，皺起眉頭，彷彿之前沒注意到她的手在那裡。我的右膝驚恐得抽搐起來。

陶德先生開始發表一場很有說服力的學術演講，因為常講所以講得很流暢，談到有哪些大有可為的治療方式、有什麼新藥，有多少強大的化學武器供他指揮調度；他講的一定是些神奇的靈藥，煉金術士的藥方。安娜一直對著她的手皺眉頭，沒有在聽。他總算不再說了，坐了下來，用像剛才那種無計可施、如野兔般的表情凝視著安娜，呼吸聲清晰可聞，嘴唇往後縮，像在冷笑似的，牙齒又露了出來。

「謝謝你。」安娜有禮貌地說道，這時她的聲音似乎發自非常遙遠的地方。她對自己點點頭。「好的，」聲音更遙遠了，「謝謝你。」

至此，彷彿被釋放了一般，陶德先生兩掌平伸迅速拍了一下膝蓋，然後一躍而起，彬彬有禮地送我們到門口。安娜出去之後，他轉過來面向我，給了我一個剛毅的、男人之間的微笑，明快、堅定又不帶感情地和我握了一下手，我相信這一套是他專門在這種時候用來應付病患配偶的。
鋪著地毯的走廊吸走了我們的腳步聲。

到了升降梯，按鈕一按，往下沉。

我們走入大樓外的天光之中，彷彿踏上一個新的星球，上面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的居民。

到了家，我們沒有進屋，在車裡坐了好久，默不作聲，都不願意把心知肚明的事拿出來談，突然覺得自己和對方都成了陌生人。安娜望著外頭的海灣，一艘艘收了帆的遊艇密密麻麻地停泊在閃耀的陽光下。她的肚子鼓脹著，一個圓圓的腫塊頂住她裙子的腰帶。她之前說過，這個樣子人家會以為她懷孕了──「在我這把年紀！」──我們都笑了，眼睛沒有看對方。在我們家煙囪築巢的海鷗現在早就回大海了，或者說遷徙走了，不管牠們那叫什麼行為。那個愁雲慘霧的夏天，牠們鎮日在屋頂上盤旋，嘲笑著我們想要假裝一切如常、一切無恙、世界仍繼續運轉的企圖。但事實擺在眼前，就蜷伏在她的大腿上，這腫塊就是叫狄亞斯的大嬰兒，在她體內快速成長，等待時機到來。

我們終於還是進了家門，到底沒別的地方去。正午明亮的光線從廚房窗戶照進來，每樣東西都有一種玻璃般的、輪廓清晰的光輝，彷彿我是透過照相機鏡頭在看這間廚房。有一種整體性的、無話可說的彆扭感，感覺好像家裡的這一堆東西：架子上的瓶瓶罐罐、爐子上的平底深鍋、那塊切麵包板和麵包刀，紛紛不想正眼看我們這兩個突然令它們感到很面生的苦難中人。我悲哀地了解到，從現在起都會是這種情況，無論她走到哪兒，都會有痲瘋病人的鈴子無聲地在她前面領路。「妳氣色真好啊！」大家會這麼驚呼，「可不是嗎，還沒見過妳像現在這麼好呢！」而她笑得那麼燦爛，裝出勇敢的表情，可憐的白骨太太。

她站在地板中央，大衣和圍巾還穿著，雙手插腰，愁眉深鎖地思索著自己的處境。那個時候她還很俏麗，顴骨高高的，半透明的皮膚細緻如紙。我一向特別喜愛她的側影，很像雅典人，鼻梁就像象牙雕成的、從眉心拉下來的筆直線條。

「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她憤恨地說，「這是很不恰當的，就是這麼回事。」

我迅速別開視線，怕眼神洩漏了我的心思；人的眼睛總像是另外一個人的，那個潛伏在心裡的瘋狂、絕望的小矮人。我明白她的意思，這事不該降臨在她身上的；不該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不是那種人。厄運，病痛，英年早逝，這些事是好人、謙卑的人、那些「世上的鹽」 才會遇上的，不該是安娜，不該是我。在我們這個生命共同體的莊嚴行進隊伍中，一個嘻皮笑臉的痞子從歡欣鼓舞的群眾間走了出來，裝模作樣地草草鞠了個躬，把彈劾狀交給了我的悲劇女王。

她放了一壺水到爐子上燒，伸手進大衣口袋找了找，拿出眼鏡戴上，把眼鏡繩套在脖子後面。她開始掉眼淚，心不在焉的，可能是吧，沒發出聲音。我笨手笨腳地過去擁抱她，她猛然往後一縮。

「你好心點不用忙了！」她厲聲說道，「我也不過是快死了而已。」

水滾了，自動關火，沸騰的水在壺裡氣呼呼地平靜下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對日常物品竟然能夠如此冷血地安於現狀感到非常訝異。然而，它們不是冷血，也不是安於現狀，只是漠不關心罷了，不然又能怎麼樣？從今以後我必須以這些東西的本質、而不是我對它們的想像來看待它們，因為接下來將是一個全新的現實世界了。我拿起茶壺和茶，因為手發抖而喀啦喀啦地響，不過她說不要，她不想喝了，現在她要白蘭地，白蘭地和一根香菸；但她本來是不抽菸、也很少喝酒的。她像使性子的小孩那樣沮喪地怒視我，穿著大衣杵在餐桌旁。眼淚已經不流了。她摘下眼鏡，鬆手讓它垂掛在喉嚨下面，用掌根揉眼睛。我找到一瓶白蘭地，顫抖著倒了一些進酒杯裡，瓶頸和杯緣撞擊著像牙齒打戰似的格格作響。家裡沒有香菸，我要去哪裡找香菸？她說無所謂，她不是真的想抽。不鏽鋼水壺閃亮亮的，一股蒸汽從壺嘴裊裊升起，有點精靈和神燈的味道。啊，實現我一個願望吧，一個就好。

「至少先把大衣脫了吧。」我說。

我幹麼說至少？人類的論述真是自找麻煩。

我把白蘭地交給她，她拿了酒杯站在那兒，沒有喝。光線從我背後的窗戶射進來，剛好照在她掛在鎖骨前的眼鏡鏡片上，呈現出一種令人心裡發毛的視覺效果，好像有一個縮小版的她，垂著眼睛，貼得很近地站在她的下巴底下。她突然身子一軟，重重地坐了下來，兩隻手臂順著餐桌往前伸，一種奇怪、看起來充滿絕望的姿勢，彷彿向坐在她對面的某個看不見的審判者祈求什麼。她手裡的酒杯敲到桌面，酒灑了一半。我無助地忖度她的情況，在模模糊糊的一刻，驀然想到我將再也想不出任何一句話可以對她說，我們會繼續這樣下去，在無言之中苦悶地走到結局。我彎下身子親吻她頭頂上那塊如六便士硬幣大小的蒼白頭皮，她的黑髮在這裡形成髮旋。她抬起頭，臭著臉看了我一下。

「你有醫院的味道。」她說，「應該是我有才對。」

我拿起她手上的酒杯，湊到唇邊，把剩下那些熱熱辣辣的白蘭地一飲而盡。我明白了那天早上從踏進陶德先生那間亮晃晃的診療室之後，一直糾纏著我的感覺是什麼了。無所適從。我想安娜一定也有這個感覺。沒錯，就是無所適從，一種驚慌失措的感覺，不知道該說什麼、該往哪兒看、該如何舉止，非但如此，還有一種不太像憤怒，而是某種討人厭的苦惱感覺，當我們悚然發現自己身陷窘境時那種討人厭的憎惡感。彷彿有人透露了一個祕密給我們，而這祕密實在太骯髒、太下流了，我們簡直沒辦法和對方共處一室，無奈又脫不了身，兩人都很清楚對方也知道這件齷齪事，更因此而被牢牢地綁在一起。從這一天開始，一切都得掩飾了；要和死亡一起生活，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安娜依然直挺挺地坐在餐桌旁，面朝另一邊，手臂伸著，雙手掌心向上毫無生氣地攤在桌上，好像在等什麼東西掉進她手裡。

「那，」她頭也沒轉地說道，「現在呢？」

上校過來了，躡手躡腳地走回他的房間。他這次廁所上得可真久。好個痛性尿淋瀝。我的房間是屋裡唯一的套房，瓦瓦索小姐每次提起，都要稍噘著嘴端莊地用法文說是「en suite」。而且我窗外看得到風景，如果不是花園最底下那些破敗的平房的話，風景會更好。我的床很嚇人，莊嚴氣派，離地很高，充滿義大利風味，像是給總督用的，床頭板經過打磨拋光，有卷軸狀的弧度，做工媲美史特拉底瓦里名琴。我一定要向瓦小姐請教一下它的來歷。這應該就是葛雷斯一家人住在這裡時的主臥室。那段日子我除了在夢裡以外，最多只到過樓下。

我現在才注意到今天的日期。從我和安娜逼不得已第一次到陶德先生的診療室去看病，到今天剛好滿一年。真巧。不過大概也不算巧：我這個沒有七弦琴的奧菲斯正在冥王普魯托的疆界 ，在那些毫無路跡的荒原上四處遊蕩、迷失了方向，而冥府裡會有巧合的事嗎？已經十二個月了！我應該寫日記的，我的瘟年紀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