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被正面地面對的時間，不能說久，大概要到二十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世紀才在學術界中終於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既然是學院中的歷史研究，便不免受到有形、無形的研究制度之影響，舉凡研究機構、機構編制、經費預算，甚至學術肯認機制、學術研究的流行主題、風潮等，莫不影響台灣史研究的知識產出。不過，我們也不能輕忽這幾十年來的台灣社會對於台灣史的急切需求。也就是說，台灣社會存在著一股推進、要求台灣史知識的不容忽視的力量。這股力量，一方面也影響了學院內的台灣史研究，一方面也自己產生了相對於學院之台灣史知識來說，更有活力、更具有鮮明之血肉的台灣史知識。

這可以說是民間版的台灣史知識生產。民間版的台灣史知識生產之一，是大約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形成風潮的地方文史調查、寫作。這種植根於地方之文史調查、寫作，具有型塑鄉土愛、地方認同的作用，與台灣近幾十年來的本土化、民主化相為表裡。另一種民間版的台灣史知識生產，是不少人將自己的個人歷史或家族歷史，整理出版公諸於世了。這些個人、家族的歷史，提供了各種不同身分的台灣人在歷史大洪流當中的經歷，豐富了台灣史的內容。

李應鏜出生於雲林西螺地區的裕福家庭，成長於日本殖民體制已經上軌道的三○年代，而且接受具有開明思想的基督教信仰、教育，是當年典型的新世代地方菁英。戰後，這種地方名望家自然成為地方社會的紳士、地方政治的領袖。我們以前多將視線集中於少數全島性的菁英，但是如果考慮當年台灣的都市化程度及傳統社會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的情況，這種地方名望家、新世代地方菁英，毋寧是理解台灣歷史發展更重要的線索。透過李雅容女士的這部《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我們很具體地看到一個傳統的地方名望家族，如何立足傳統卻又面對新時代、吸收新文明、並且竭盡所能地貢獻鄉土。例如，書裡記載李應鏜雖然是個接受基督教育，體得西洋近代思想的新青年，但對於母親的喪禮卻仍然依照台灣傳統禮俗來辦理；即使他已不實際擔任公職，但仍然多方奔走完成西螺大橋，都令人印象深刻。

我與李雅容女士雖然未曾謀面，認識不多，但透過她的文字，我感受到了一個雍容婦女對於父親的孺慕、思念之情。但是她並沒有將父親的傳記只寫成自己家庭的歷史，總是一方面娓娓地道來家庭、親情，卻又出入時代、社會，讓人得以立體地理解李應鏜這個台灣西螺地方的新時代名望家，甚至二十世紀前半葉台灣歷史一個非常鮮明的剖面。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本文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