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五月，我壯著膽子參加國語文最基層的鄉鎮競賽──教師組字音字形比賽，接續兩年，結果都是鎩羽而歸。日後我摸索出這競賽除了需理解基本的漢字形音義之外，更重要的，它競比的是書寫的速度，當速度決定一切的時候，我們反而失去了對漢字真實的理解──記憶與想像。

2003年九月，我重新認識漢字。

這不是說我不曾識得漢字，記得在部落山村第一次擁有字辭典是在升上國中的開學初，時間應該是遠在三十年前的1963年，我父僅僅讀過一年蕃童教育所，不知道父親從何獲知的睿智，為鼓舞我升上國中，竟買來一本厚重的文史哲出版社的辭典，這是我第一本辭書，藏青色澤，翻到我的漢名「俊傑」一詞，義為秀異，竟爾喜孜孜幾日有餘，於是我理解文字所帶來的某種魔力──飛翔的記憶與輕盈的想像。

當我在書房重溫師專生涯曾經閱讀過的文字學，再一次從鳥獸蟲魚山林海河的動態形姿，看到文字將其銘刻用以辨認我們的世界，而每一個一個凝固的字體裡頭居住著人類的夢想與生命態度，那是一座壯闊遼遠的洪荒宇宙，是細膩情思與深沉感悟的結晶體。駑鈍如我者，只能一字一字從樸拙的甲骨文摸索辨認，竟以七年的功夫在課餘時間窩藏在小小斗室企圖進行文字解密的愚行，何其幸運，古人將大智若愚貼在了我的胸口，讓我孤自品味愚行也可以是大道的寂寞。

所有偉大的人文大師的學說總是口授不書，西方畢達哥拉斯不寫作，只讓自己的思想活在弟子們的頭腦裡。柏拉圖說，口頭語言是飛動的，是神聖的。孔子述而不作，讓他的哲學思想綿延了幾千年。正是因為無法像偉大的人文大師口授不書，只能愚直的書而不授，只希望這本書不是披露事物的表象，而在於發現事物。如果，《字頭子》不僅僅是讓讀者理解與詮釋，而是能讓讀者繼續思考，這本書應該就會微笑以待。

五十萬字的《字頭子》得以出版，是印刻出版社初安民先生慧眼與豪情的義舉；編輯的細膩與美輪美奐，當歸功編輯施淑清小姐的鞭策；我還需謝謝幾位無名的校稿員，沒有他們日夜的審校，這本書將掛一漏萬。感謝台大文學院副院長徐富昌先生，在繁忙的學術生活中為《字頭子》增色與勉勵。

尤其我的岳父曾永義先生，現任世新大學講座教授、台灣大學榮譽教授，以其老當益壯的深厚國學，於往返海內外講學之際，為本書作序，不吝推薦與揄揚，讓作女婿的感動不已。
漢字的文化與歷史博大精深，《字頭子》勉力書寫214個部首字，惟自識才疏學淺，有任何形音義的謬失，肯定是自己尚未參透文字的奧祕，懇請八方前輩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