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克寧奶粉

我出生在湖南長沙湘雅醫院，早產兩個月，母親四十二歲。在戰火熾盛的歲月裡，高齡產婦與纖弱嬰兒都活下來了。哥哥比我大兩歲又五個月。

小時候家中的談話，多由聲音宏亮的爸爸主導，他說：

「你母親一直身體衰弱，又不得安寧的奔走逃難，在醫院裡剖腹生下了小方之後，惡性貧血，狀況非常危險，一定要大量輸血，打仗時期醫院的血庫根本沒有存血了。幸虧我們倆的血型都是O型，醫院當場給我做緊急輸血，三百CC的血才保住了她的命。」

「你生下來四天，第三戰區政治部下命令要我去帶一個演劇工作團，領著三十幾個團員在戰地巡迴演出。我實在很猶豫，但是你媽媽要我不用擔心，鼓勵我去就任。然後長沙戰事吃緊，你們必須逃到湘潭三角塘去。」

「小方剛滿月，我帶著兩個小孩一路走到湘潭就別提多辛苦了。」通常媽媽在這時候接下去：「我們在你爸爸的同事老蕭家住了大半年。」

「等我到三角塘去接你們，小方都九個月大了，」爸爸說：「呀巴呀巴的還挺能說的！那段日子多不容易啊！你媽媽平常就睡不好，病歪歪的——。」

「我睡不好都是因為你打鼾的聲音嚇死人的，鼾聲震天。」母親平時講話的語音還正，說起四個字的成語時，南昌官話的口音便漏了餡兒。

「身體弱奶水不足，逃難的時候去哪裡找奶媽？」父親繼續講：「你餓得每天在那兒乾嚎，怎麼辦？」

「從傅伯伯那裡弄來一罐奶粉。」我在旁邊接腔。這段小方如何從餓死邊緣逃生的故事，大家聽得熟悉，每一段都可以背出來。

「對，是一罐美國的克寧奶粉，抗戰時候有美國奶粉可真叫稀罕哪！你媽每天沖奶粉餵你，還得省著點用，喝了三個月，沒有那罐克寧奶粉的話你根本長不大。」

「餵了兩個月又十八天，」母親更正：「最後幾次都淡到沒什麼白顏色了。」

「克寧奶粉的英文名字叫 Klim，它倒過來是什麼字呢？」

「倒過來是 Milk」我回答：「英文的牛奶。」「對囉！」

「逃難時候汽車有的是燒煤氣的，你們沒見過吧！」晚飯後爸爸喝著一杯滾燙的濃茶，嘟起嘴來響亮的嘬一口，聲音清脆，他說這是中國國粹：「煤氣存在哪兒呢？車頂上有一隻大口袋，煤氣足的時候車頂上的口袋脹鼓鼓的，煤氣快用完了，口袋就成了個難看癟癟的兩張大布片子疊在一塊，這時候男乘客都知道要下來推車了。一路上我們不知道推汽車推了有多少里，恐怕有三分之一的路程吧！上坡更非得我們來推不行，燒煤氣的車根本沒什麼馬力。」

「有一次我們二三十個壯漢推車上山坡，好不容易到了山頂，大夥

累壞了正在擦汗喘氣，司機就放開煞車一口氣順坡溜，車子開到山腳底下

去了。我們這批傻瓜在後面又叫又追的，哪裡追得上！」

「 還好汽車在下面等著你們耶！」我替爸爸做註腳。

「他不等我們不行呀！大家的車錢還有一半沒付給司機哩！在那個年月，汽車司機最有錢最神氣了，很多漂亮小姐都想嫁給他們。我們那個司機還算好的，他同我們解釋；汽車不能停在山頂上，目標太大，要是日本飛機過來，第一個就掃射汽車，全完了。」「爸，您再跟我們講那個司機接漏油的事兒。」

「你們都記得抗戰逃難的時候和我們一塊搭汽車的羅媽呀！有一次司機把車停在山邊休息，叫大家下車找地方解手。羅媽沒下車，說在車上替大家看著行李。後來司機發現汽車後面在漏油，急得馬上捧著雙手去接漏油。好嘛！當時的汽油比人命還值錢，接了一會兒油他覺得不大對勁，怎麼聞著有尿騷味兒呢？原來羅媽在車上實在憋不住了，趁著沒人她就在車上方便起來。」

「爸，還有我們在山溝裡躲警報。」

「是啊！快到江西邊界的時候，就聽見遠遠有飛機引擎的聲音，那時候中國沒有空軍，頭頂上飛的只有日本鬼子的飛機。司機把車子停在路邊大樹下，吆喝大家下車找地方掩蔽。山裡根本沒有防空洞，比較安全的地方是山溝；大家都抱著頭趴在溝裡，大氣不敢喘。鬼子的飛機有十來架，來來去去好幾趟，遠處聽見好幾次巨大的爆炸聲，不知道又是哪個地方有人遭了殃。抗戰時候中國人的命賤，隨時隨地就走一批，真叫作孽呀！」

「小方才幾個月大，平時最愛哭，」母親說：「幾次躲警報，他都瞪著眼睛一聲不吭，好像也懂得那是個大陣仗似的。」

「我們逃難不是還坐過船嗎？」

　　「哎呀！我最怕坐船了，人擠人的搶著上，還要走那塊從碼頭搭到船邊的木板，抱著孩子搖搖晃晃的，我馬上頭昏腿軟還想吐。上了船就暈，唉！那一段不記得是怎麼熬過來的。」媽媽皺起眉頭。

　　「坐船出人命的事最多。」爸爸說：「姜師長送姨太太去後方，派一名老實的勤務兵陪她。勤務兵先上了船，姨太太拿著手提包膽怯怯的走那條窄木板，勤務兵叫她先把手提包遞過來，然後捏住她的手，牽著慢慢一步步的蹭著走。遞過去的手提包很重，勤務兵估計裡面至少有好幾根金條，一時歹念起，順手使勁推了姨太太一把，她失去平衡就掉進河裡，河水那麼急，立刻滅頂，一次都沒浮上來過。兵荒馬亂的個個急著上船，淹死個人，誰也不當回事，勤務兵逃走了。」

2　獨坐危牆上

　　數十年後，我找到了母親的手稿，如獲至寶。她寫下當年那一段逃難到江西的經歷：

　　這時南昌已陷敵，衡陽到萍鄉的鐵路不通，浙贛路只有鷹潭段可以到上饒。現在只有繞道，由湘鄉至安福蓮花吉水至吉安，要徒步而行。有時能搭上便車，或僱獨輪車代步，拖兒帶幼其苦可知。有一次落店鄉村，這不是飯店，它是間油鹽雜貨店，老闆娘優待，讓床鋪給客人。這晚我因聞見那鹹臭味終宵不能入睡。次早起來見次子正方的小手上，不知被什麼蟲咬了五十多個紅點，真使我擔心了許久，怕是傳染病毒。而榻邊的茀青（父親字茀青）一直呼呼大睡到天亮。

　　到了鷹潭才搭上火車，來到上饒汪家園。這個村莊居民不多，因離縣城較近，政治部駐節於此。驟然成為軍政重地，人口增加若干倍，房屋自然不敷。先來的占住已感不足，等我們到來更無容身之地了。村中唯一留下的只有一座「社公廟」，那時無處安身，也只好暫時住下。一晚夜寒，次子被凍，全身冰冷，抱置懷中久久始暖。

　　有詩二首，云：

　　社公壇廟且容身，右是眠床左灶君，四面通風三面曬，號寒稚子夜驚魂。

　　斗室蝸居似楚囚，前鄰豬圈後鄰牛，深宵不寐踑踞坐，國難家愁事事憂。

　　我們互相戲稱對方為「社公、社婆」。

　　政府遷都重慶，準備長期抗戰。第三戰區成立幹部訓練班，他被選為幹訓團政治教官，負責訓練幹員，教導士兵識字。我們在民國二十九年六月，遷居鉛山縣鵝湖鄉的蔡家村。

　　鵝湖鄉比汪家園大，居住沒有問題。但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又來了。鵝湖鄉雖大，可是地處窮鄉僻壤，本地並無學校，即便有也不理想。許多同仁都為孩子的教育發愁。他是個熱心公益的人，自告奮勇請求為同仁子弟設立學校，揀選在教育方面有經驗的同仁眷屬任職，於是由我負責。使得許多失學兒童都能就學，甚至當地老百姓的孩子，也來就讀，大家都感欣慰。

　　每逢紀念週日，他就過來講話，講一些軍事情況、戰地消息、國家觀念、做人道理，亦莊亦諧深入淺出，那些孩子聽得津津有味，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對敵人的仇恨，一一油然而生。

　　我生平的第一個記憶是在某冬天清早，穿著厚厚的冬衣，雙腳離地很遠，獨自坐在一堵牆上，不停的哭。母親站在操場中心，喊口令、吹哨子，指揮一群小學生跑步做早操。幼年的記憶斷斷續續，怎麼就會記得這個獨坐危牆的畫面？因為後來有位學長一再提起它，便在我的記憶庫中確立起來。學長說：

　　「每天我們做早操，你就坐在牆頭上從頭哭到尾，一臉的鼻涕眼淚，有時候天氣冷，你的臉結起凍瘡。大家解散了曹老師才抱你進屋去，你從小就是個愛哭鬼。」

　　母親是人人尊敬的曹老師，小學校長，清早帶著全校同學晨跑、做早操。抗戰初期剛會走路的我沒人管，就把我放在操場邊一堵不算矮的破牆上坐著，怕摔下來不敢動，也只能在那兒嚎哭。哥哥告訴我，我還不會走路的時候，平常在家裡也經常被放在一張高椅子上坐著，不准下來亂跑，便嗷嗷不停的哭，實在煩人。母親的工作很忙，有時過來指著我說：「住口！」那時哥哥年紀小，聽不懂什麼叫做住口，以為是「漱口」，他一直納悶正在哭的小孩需要漱口嗎？

　　母親是江西新建港口村望族後裔，港口曹家在乾隆年間有六人前後中了進士，兩位官拜尚書，譽之為「一朝六進士、五里兩尚書」，世代書香傳家。媽媽的學歷輝煌：南昌女子師範學校、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院；民國初年，女大學生非常少，能夠讀到的最高學府，就是北京女高師了。

　　媽媽告訴我們的故事：「我和妹妹準備好一起去南昌上女子師範，先給你外公磕頭辭行，你外婆在一邊說，她們要去城裡讀學堂了，你給她們取個學名吧！從前的女孩子都沒有正式名字的。你外公抽著水煙，噴了口煙想都沒想就說：一個叫曹方一個叫曹文。名字簡單有氣魄，讀起來鏗鏘，其實他老早就想好了。」媽媽是正牌的「方官」，我這個後到的不肖子孫，承蒙祖恩，名叫小方也順理成章。

　　另一樁兒時記憶回來了；我們住在一間廢棄的破廟裡，破廟的院子很大，但是我不喜歡去院子玩，因為院子裡的馬糞臭味很重，圍牆上畫滿了一個個大小圓圈組成的靶標，這兒曾經有部隊駐紮過。

　　一家農舍離我們不遠，可以聽到他們家的大公雞，每天清早準時啼叫。根據哥哥的回憶，那家農舍經常殺豬，把一頭大肥豬的兩隻後腳起來，將牠倒吊在一根大樹幹上，然後一刀刀的屠宰，過程長，有好幾個鐘頭。逐漸喪失性命的肥豬在那兒嚎叫不止，開始時的慘叫聲響亮而淒厲，慢慢的哀號愈來愈弱。哥哥有一次跑到老鄉家的院子裡看殺豬，回來說吊在那裡的豬好慘，渾身是血。後來他經常作同樣的夢：一頭滿身沾了血漬的大公豬，在身後狂吼追趕著他，每次都是快要追到他的時候，幸好及時醒了過來。

　　哥哥對那段日子的記憶豐富，他還記得：當年子弟小學的校舍是兵工團派人來蓋的，有一天突然聽見一聲巨響，剛蓋起的那一片房子，一聲巨響全垮下來，嚇壞人的。大概是因為兵工團的士兵，本來就不大會蓋房子。後來才建起幾間教室、簡單的宿舍，還有個升旗台等。窮鄉僻壤人才難覓，校長曹老師裡裡外外一把抓，學校裡還有哪幾位老師，年代久遠實在無法想起誰是誰來了。

　　偏偏卻記得兩位工友的名姓：一個叫皮世昌，另外一個是李得明，父親說他們都是當地純樸憨厚的窮人家子弟。皮世昌長得傻大黑粗，在廚房工作，不時的出點狀況，某次他把最大的水缸打破了。李得明不太會看鐘錶上的時間，要他搖上下課的鈴鐺，掌握課堂作息，小李經常出錯。父親隨口編了兩句順口溜：「皮世昌打破缸、李得明亂搖鈴」，到現在我們還記得。

　　爸爸對語言的運用有獨到之處，隨口就能說出成腔成調、押韻上口的句子來；我們兄弟倆精力充沛滿屋子跑，他會開心的來一句：「歡蹦亂跳瞎胡鬧、上海買不到」；遇上哥兒倆吵架，他說：「哥哥弟弟要和和氣氣」，通常我們還在糾纏不清，他又說：「這是哪兒跟哪兒呀、藍褲衩兒呀！別鬧了。」繞口令更如家常便飯，頃刻就來上一句：「大花碗底下扣著大歡活蛤蟆」、「長蟲圍著磚堆轉，轉完了磚堆鑽磚堆」；歇後語更是他的特長，勸勉年輕朋友要勇於表達，在節骨眼子上不能像「王小過年，沒話（畫）。」有次去找朋友，事先沒聯繫好，人家鎖門恭候，他回來兩手一攤說：我成了「屎蚵蜋碰上個拉稀的，白跑一趟。」有人愛抱怨，他說：別

像蒼蠅坐月子，懷著一肚子的蛆（屈）呀！

　　小時候父親同我們講很多故事，有歷史上的佚事、趣事等等。他認為中國的歷史太多帝王的起居注，淵源來自極權統治；古代皇帝唯我獨尊，前呼後擁的一舉一動都要列入記載。那還不過癮，平時又有個官員或太監負責「讚禮」，皇上每做一件事，那位讚禮人就得大聲的喊出來，譬如：起駕、上朝、更衣、用膳……。萬歲爺小解將畢，太監估計時間差不多了，就喊著：「甩！」有提醒的意思。

　　老爸畢業自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後，在中華大辭典編纂處當編輯，瞞著爺爺偷偷去廣州加入國民革命軍北伐，任軍團司令部文書官，經歷過龍潭戰役。他多次講起龍潭之戰決定性的那一夜，軍閥孫傳芳出其不意揮兵攻打駐紮在南京附近的革命軍第一軍團，北伐軍寡不敵眾戰況不利。他們在軍團司令部接電話、發電報，焦躁的等候前線傳來的消息。爸爸說：「整個晚上就在聽電話裡司令官李宗仁用西南官話喊：押配（壓迫）、押配，繼續押配！」結果孫傳芳的部隊壓迫過來了，司令部急忙撤守，要不是白崇禧的部隊及時趕到支援，那天晚上大家都要去閻羅王的殿下報到囉！

　　老實講，聽老爸講這段北伐軍反敗為勝的故事，哥兒倆都覺得挺失望的；怎麼沒有槍林彈雨、衝鋒殺敵的場景，只有一群人在司令部裡接電話、發電報？

3 爸爸是我們的打虎武松

父親是部隊裡的文官，從沒有真正使用過刀槍，也不懂指揮作戰。抗日軍興，他第二次投筆從戎，擔任抗日第三戰區中校教官，負責贛東地區的士兵教育、抗日宣傳工作。爸爸經常不在家，那時候我們年紀太小，不知道他每天忙什麼，但是最喜歡聽他講翻山越嶺打毒蛇、聽見老虎在不遠處吼叫的故事。

父親在東南戰區的某廣播電台，每週都有節目；到底是什麼節目我們一直也沒聽到過，因為學校裡沒有收音機，收音機是高級設備，重要機構才能配到一台。抗戰時期的通訊設備簡陋原始，人力發電，以踩腳踏車的方式驅動發電機；廣播電台設在近郊的一座山頂上，在山上架起天線來，讓訊息遠傳。上廣播節目就得到山頂去做現場直播，山路不好走，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路，遇上天雨路滑，一不小心就會連滾帶爬的摔下山去。

年逾四十的爸爸，開始發福，胖墩墩的攀登山路有點吃力。有一次他獨自去廣播電台，到半夜才回到家，進得門來他一身的泥濘、臉部身上都有傷痕。傍晚的雨勢大，山路看不清楚，順坡滾著滑下來好幾次；草叢間處處有蛇來回竄走，他被一條尺來長的蛇咬到小腿。捲起褲腿來，一片紅腫，傷口的血凝固成一大塊，希望那不是條毒蛇。第二天清早，聽見爸爸用二百五的江西話和老鄉大聲講話，然後開心的向大家宣布：「剛才給老鄉看了傷口，他說傷口不發青發黑就不是毒蛇咬的，我沒事。」

母親寫過一段：

有一次是舊曆除夕，廣播完畢很晚了，勤務兵提著燈籠，兩人上路回家。鄉間道路本不易走，加上天寒地凍，月黑風高，泥土石塊，高低不平，途中必須經過一處亂葬崗。他們就在裡面轉來轉去找不到出路，直到晨雞三唱，天色漸明，才認出道路，回到學校天已大亮。勤務說：教官，您真膽子大，我都嚇得心裡噗通噗通的跳呢！你還在有說有笑的。他笑著說：人不要怕鬼，鬼才怕人呢，因為人有正氣。

朋友送他一根結實的竹杖，三尺長、有小臂粗細，杖頭自然的作彎曲狀如蛇頭；杖尾以銅圈子套住，用它來驅蛇打蛇很順手，成為他日後登山的必備工具。那位朋友在上面刻寫了一首詩，現在只記得全詩中的一句：「揮杖橫掃五千軍」。確實很符合爸爸當年意氣風發的那股子氣勢，記得有一次他說到慷慨激昂處，當著滿堂的學生，舉起竹杖高呼：「我就要用這根棍子，痛打那批既不見仁又不見智的混賬糊塗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