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伴著腳鏈聲的大合唱

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

清晨六點整。剛吃過早餐，押房的門鎖便喀啦喀啦地響了。鐵門呀然地打開。

「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開庭。」

鐵門外兩個面孔猶嫌稚嫩的憲兵，端槍，立正，冷然地站立鐵門兩側。整個押房和門外的甬道，立時落入一種死寂的沉靜之中。原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安靜地向同房難友一一握手，然後在憲兵的扣押下，一邊唱著他最喜歡的〈幌馬車之歌〉，一邊從容地走出押房。於是，伴奏著校長行走時的腳鏈拖地聲，押房裡也響起了由輕聲而逐漸宏亮的大合唱……

蔣碧玉：我是鍾浩東的太太。這首〈幌馬車之歌〉很好聽，是我們剛認識時，浩東教我唱的。它的歌詞大概是說：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晃來晃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浩東是情感豐富的人，所以很喜歡唱這首歌。他曾經告訴我，說每次唱起這首歌，就會忍不住想起南部家鄉美麗的田園景色。

第一樂章：故鄉

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弟，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事給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我的心，我私下抱起決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的野心。這是最初的動機，但尚未成形。

有一次，我把改作後的第一篇短文（雨夜花—描寫一個富家女淪落為妓的悲慘故事）拿給我那位兄弟看。他默默看過後忽然對我說，也許我可以寫小說。我不明白他這句話究竟出於無心抑或有感而發，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句極可怕的話。以後他便由台北，後來到日本時便由日本源源寄來世界文學及有關文藝理論的書籍（都是日文）給我。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但他這種做法使我繼續不斷和文藝發生關係則是事實。我之從事文藝工作，他的鼓勵有很大的關係。

—鍾理和：〈我學習寫作的過程〉（一九五七年參加《自由談》雜誌徵文的自述）

鍾浩東，本名鍾和鳴，日據下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農曆九月二十五日），生於阿猴廳高樹庄大路關，也就是現在的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鍾家祖籍廣東梅縣白渡鎮嵩溪村。世居屏東，代代業農。和鳴的父親鍾鎮榮娶了兩個老婆，大老婆育有和鳴與里義二子，小老婆則生有里虎、理和與里志三子。

鍾里義：父親因為不滿日本的殖民統治，在報戶口時，憤而改報為鍾蕃薯。蕃薯的意思當然是指台灣了。父親經常往來海峽兩岸做生意，後來（一九三二年）遷居現在的美濃尖山，經營農場。日據時代，屏東郡守看到父親，都要親自端椅，延請入座。六堆一帶的客家父老很少有不知道鍾蕃薯的。

蔣碧玉：浩東的母親，也就是我婆婆，曾經告訴我，說算命仙曾經勸她，要幫老公娶一個小老婆，不然他們夫婦倆有一個會先死。她相信了，就給公公娶個小老婆。

鍾里義：和鳴與理和差不多同時出世，前後只差二十多天而已。小時候聽母親說，剛出世時，理和白白胖胖的，因為屬狗，家裡人就暱稱他為「小狗鬼」或「阿成」；和鳴卻又瘦又黑，像個小老鼠，家人就暱稱他「阿謝仔」。那時候，父親喜歡抱長得白白胖胖的理和；他眼裡還看不見和鳴。後來，我們幾個兄弟在私塾，跟著從原鄉來的，愛吃狗肉的劉公義先生讀漢書。

鍾理和：他人微胖，紅潤的臉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頰有顆大大黑黑的痣，聲音宏亮……只是很多痰，並且隨便亂吐。還有，愛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時村裡幾乎家家都養狗，要吃狗肉是極隨便的。因此不到兩年，他的身體更胖了，臉色更紅了，但痰更多了。

他在我們村裡教了三年書，後來脖上長了一個大瘡，百方醫治無效，便捲了行李走了。但據說，後來死在船上，屍首被拋進海裡。村人都說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才生那個瘡的。不過他教學有方，且又認真，是個好先生，因而村裡人都很以為惜。

鍾里義：兩年期間，阿謝背書，都可從頭到尾流利背誦，並且不漏一字。有一回，阿謝不小心漏背了一個字。坐在一旁監書的劉先生，立刻以手中的黃藤條，用力抽打阿謝的屁股。怎知，阿謝卻回頭，把拿在手上的書，對準劉先生甩了過去，憤憤地說：「兩年來，我背書從來沒有漏過字，為什麼現在不小心漏背一字，你就要打我。」阿謝這麼說，劉先生也沒因此再處罰他。當天晚上，劉先生還特地去面會父親，說：「鍾先生，你這個子弟十分天才。日後，你即使再困難，也一定要賣光財產，供給他讀書，好好栽培。」從此，父親才開始注意到小時候長得並不起眼的阿謝哥，非常重視他的教育。

在私塾讀了兩年的漢詩文後，和鳴與理和同進鹽埔公學校，改讀日本書。

鍾理和：到公學校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

鍾里義：公學校畢業後，和鳴經校方推薦，不必經過考試即可保送長治公學校高等科。但日本人之所以設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實暗含著「歧視教育」的用意。首先，它想利用「高等」的美名來籠絡台灣人民，使其不求上進；其次，高等科完全是簡易的職業教育，與上級學校缺少聯絡，對於有志升學的台灣人子弟設定了極大的限制。因此，和鳴拒絕保送，相偕與童年好友—邱連球、鍾九河及同年的異母兄弟理和，一起參加高雄中學的入學考試。結果，其他三個人都金榜題名，只有理和因體檢不通過而落第。這事很刺傷理和，但也因此使他日後成為一個作家。

蕭道應：我是鍾浩東的雄中同學。一九一六年出生於屏東佳冬，剛滿六歲便進入佳冬公學校就讀，然後循序由公學校、公學校高等科，而於一九二九年考進高雄中學校。

日本殖民體制的公學校教育充滿軍國主義色彩。它不但在教學方式上採取著眼於整齊和嚴肅的機械注入法，在訓導上採用嚴厲體罰的消極手段，而且通過學唱日本歌，培養兒童勇敢、好勝和鬥狠、蠻幹的體育教學等課程，灌輸台灣學童皇民意識。表面上似乎比以前有所進步了，實質上卻存在著民族歧視下的差別待遇，台日兒童不能共學，日本學童進的是修業年限八年的小學校，不論是課本程度、師資和學校設備都遠遠超過公學校。因此，小學校畢業生的升學率也大大勝過公學校畢業生。一九二二年，殖民當局新台灣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內（日）台共學」制。表面上，日台學生之間在教育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大致撤除。但是，因為日台人新生錄取名額的差異，入學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使用的教科書，以及主持所謂「錄取會議」日語口試的校長和教員大都是日本人等原因，台灣學生能夠進入中等以上學校的機會，還是遠遠不及日本學生。根據台灣總督府統計，我考進雄中那年，台灣一共有十所中學校，其中，教員二百二十三人，台灣人卻只有四名；學生四千五百九十七人，台灣人也只有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人的教育，無非是為了改變我們的心智，使得我們能夠更為有效地受它統治。我跟鍾浩東，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通過麻醉教育，刻意要培養成為「皇民意識發揚」的一代人。但我出身抗日世家，民族意識強烈，就讀公學校期間即痛恨充滿軍國主義色彩的皇民教育，可年幼的我卻只能在內心咒罵來維持精神的獨立。到了中學時代，我開始自覺地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了。殖民當局非常注意中學校學生的生活管理與同化工作。我就故意違反學校規定，在入學一個月後，仍然一直穿著傳統的台灣衫上學。因為這樣的表現，我當然受到校方嚴厲的處罰。也因為這樣的抵抗姿態，我結識了同樣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客籍同學鍾和鳴，日後並同赴大陸，投入祖國的抗日戰爭。

鍾理和：年事漸長，我自父親的談話中得知原鄉本叫作「中國」，原鄉人叫作「中國人」；中國有十八省，我們便是由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遷來的。後來，我又查出嘉應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縣了。

父親和二哥自不同的方向影響我。但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和鳴）。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

鍾里義：在雄中時，和鳴依舊喜歡和日籍老師辯論，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質問得無力回答。那時候，和鳴已經在偷偷閱讀《三民主義》了。有一回，和鳴在課堂上偷閱大陸作家的作品被老師當場抓到而遭到辱罵。和鳴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辯護道：「做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中文書。」日籍老師惱羞成怒，舉鞭抽打和鳴，大罵道：「無禮！清國奴！」和鳴不堪其辱罵，隨手抓起桌上的書，擲向那日籍老師。事後，校方通知家長到校約談。父親不理會日本人，就由里虎大哥前去。到了學校，里虎大哥直截了當地告訴校方管理人員，說子弟既然送給學校教育了，好壞都是學校的事，與我家無關。

經過這次事件的刺激，再加上平日閱讀《三民主義》及五四時代的作品的影響，和鳴因此產生憧憬祖國的情愫。中學校二年級時，和鳴即向父親提出欲赴大陸留學的計畫。父親因為做生意的關係，每年都會到大陸一趟，對大陸的情況比較瞭解，所以不贊成。但是和鳴的祖國情愫也感染了理和，致使他在後來帶著台妹私奔東北。

鍾理和：父親正在大陸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視一趟。他的足跡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島、膠州灣，下至海南島。他對中國的見聞很廣，這些見聞有得自閱讀，有得自親身經歷。村人們喜歡聽父親敘述中國的事情。原鄉怎樣，怎樣，是他們百聽不厭的話題。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帶了兩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歎息。因而這裡就有不滿，有驕傲，有傷感。他們衷心願見舅舅家強盛，但現實的舅舅家卻令他們傷心，我常常聽見他們歎息：「原鄉！原鄉！」

鍾里義：父親勸阻和鳴，說大陸的教育並不比台灣發達，要他還是在台灣念吧。和鳴不以為然，說父親所看到的是幾年前的大陸，何況現在國家正需要青年投入才會進步發達。父親勸不過和鳴，就讓他去了。他從大陸遊歷歸來後同父親說：「的確！你說的一點沒錯。目前，大陸的教育事業是不比台灣發達。」

鍾理和：中學畢業那年，二哥終於請准父親的許可，償了他「看看中國」的心願。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暢遊了一個多月，回來時帶了一部留聲機，和許多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蹟的照片。那天夜裡，我家來了一庭子人。我把唱機搬上庭心，開給他們聽，讓他們盡情享受「原鄉的」歌曲。唱片有：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廉錦楓》、《玉堂春》，和馬連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還有粵曲：〈小桃紅〉、〈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

粵曲使我著迷；它所有的那低迴激盪、纏綿悱惻的情調聽得我如醉如癡，不知己身之何在。這些曲子，再加上那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大大的觸發了我的想像，加深了我對海峽對岸的嚮往。

鍾里義：和鳴前往大陸並沒有向學校請假或辦休學手續。校方原本欲以「行為不正」的理由給他退學處分。然而，因為和鳴的成績一直都維持在一至五名之內，校方覺得像他成績這樣好卻讓他退學，實在可惜。於是，經過協商後，放棄退學處分，改以那個學期全班最後一名的成績處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