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記下的就存在

侯孝賢

十六、十七年前，我們都在看《人間雜誌》的時候，看到了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那兩篇東西真的是先驅。

也是那個時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電影技術上的突破而言，是台灣第一部採取「同步錄音」的電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後補錄或配音。譬如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不能在錄音室錄，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區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個人，我、謝材俊、天心，和唯一會日文的天心的母親（劉慕沙），日文歌詞用注音符號標示發音，這樣錄成的。

之後，好像辜負了很多人的期待，我岔開去拍阿公李天祿的故事《戲夢人生》（阿公年紀太大不趕快拍會來不及），要到一九九五年《好男好女》，我才以《幌馬車之歌》為題材，把壓縮在《悲情城市》後半結局的時空重新再做處理。並且從預算中撥出資金拍受難人訪談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由藍博洲和關曉榮負責執行。

《好男好女》開拍時蔣碧玉還在，次年一月十日她病逝，我們大隊人馬在廣東出外景，包括藍博洲（被我拉來飾演偕同鍾浩東、蔣碧玉夫婦投身大陸參加抗日的蕭道應醫生），大家聽到消息似都茫然無甚感慨。二十五日拍完回台灣，二十六日就是蔣碧玉出殯。喪禮上多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老同學們，我在分鏡筆記本上隨手寫：再過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則，生死成毀無可逃處。

這好像很無情。

對照當時我拍此片採取的結構手段，戲中戲，現實，與往事。戲中戲叫作《好男好女》，正在排練和準備開拍中，背景是一九四○抗日戰爭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現實是九○年代台灣現狀。往事是飾演蔣碧玉的女演員，與男人一段短暫的同居時光，男人遭殂擊後，她拿到和解金存活至今。三條線最後交織成一起，女演員混淆了她與蔣碧玉，而男人的死似乎替代了鍾浩東。女演員已分不清是半世紀前年輕男女為革命奮鬥的理想世界呢？是半世紀後當下的現實？

看來形式複雜，野心很大，其實可能是一種閃躲。閃躲當時我自己在面對這個題目時候，其實身心各方面皆準備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來拍，我會直接而樸素的拍。

所以，世人將如何記得這些事呢？有人說：「我們從古至今都一個樣，沒有變得更好，也不會變得更好。歷史上因我們的罪而犧牲的人，簡直是死得輕如鴻毛，我們回報以更多的罪惡。」

那麼「歷史與現場」這套書系有何作用？藍博洲數十年來在這個題目上做的追蹤研究，不是枉然？

當然不是，從來就不是。

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枝。凡記下的就存在。

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篡改或抹殺，這不就是歷史之眼嗎。我無法想像，沒有這雙眼睛的世界，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幌馬車之歌》出版於一九九一年，今天新版再出，我謹以此文與藍博洲共勉。 （二○○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