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許願機──你許一個願,我用一個真實人生故事回答你
【內容連載】爆笑花藝教室

爆笑花藝教室

故事要從××年前說起,那時我六歲半。

某某年九月一日,跟鄰居好朋友(誰能知道三十年後她會變成科學家呢)坐著金爸爸的機車,一起進入右昌國小正式成為一年級學生,還同時被選為正副班長。

下課後有個皮膚非常白的短髮小個子女生走過來,指著我說:「妳是黑班長。」再指著鄰居:「妳是白班長。」

小個子女生後來長高了,二十年沒見,最近突然出現,傳訊息問我,要不要來我們花藝教室玩玩?

蛤?妳會插花嗎?

不會呀。

那開什麼花藝教室?

妳來就知道了。

傾盆大雨中,整個下半身連鞋子襪子都濕了終於找到地方,本來就不想出門的我妹更是意興闌珊。

進到位於昂貴地段高樓明亮的工作室,媽呀滿滿整屋子都是人,都是花,堆積如山美得不可思議的花,都是樹枝,都是棉線,都是鐵絲,都是器皿。

老師還沒開始上課,聽說一屋子學生就已經自己忙了整個上午,等下午五點才會開始講解跟示範,但這並不代表老師要偷懶,因為這難得的一堂課,歐花加上池坊,通常會熱烈上到凌晨兩三點。老友說。

「是這樣的,在正式介紹妳跟老師認識之前,我先跟妳做個衛教啊。」她又說。

果然等老師笑咪咪一出現,還沒講兩句話,突然大吼一聲加上痙攣的身體抽動,站在旁邊的我妹整個人嚇到彈起來,害我噗一聲笑噴,她真的很沒用。

因此不難想像,這個老師從小到大會受到多少誤解,他們說在台灣比賽時,還曾經有主辦單位覺得他擾亂秩序,而被取消資格。

老師名叫吳尚洋,是法國Piverdie D’OR時尚花藝大賽冠軍(史上唯一亞洲人),八歲開始學插花,十八歲就從芝加哥花藝學院畢業,前往日本學習多年,得過各國重要花藝大獎。這樣就算了,他居然還擅長鋼琴跟七、八國語言。

不過說真的,他本人一點都看不出來是位大師。(喂)

跟你聊天時腦子轉得飛快滿嘴笑梗跟髒話,那些妥瑞氏症和過動的神經反應,在他兒童般的笑臉下反而讓人感到十分放鬆,老友說:「很多人跟了他十幾年,學插花是次要,主要是跟他聊天太療癒了。」

教室裡除了花跟花器看起來非常不便宜,連到處亂放讓人隨手可用的衛生紙都是舒潔(很少看到營業場所用舒潔,貴),咖啡機是菲利浦,廁所超乾淨,裡面又大又明亮的垃圾桶是感應式EKO的,中午提供的便當是文慶雞,下午茶是明池豆花,「怎麼一切都感覺好高級?」教室老闆「土匪李」(女性)神祕一笑:「因為學員要繳很多錢。」

可見搞笑的不只是老師。

吳尚洋真的超有趣,一面跟我們聊天,一面一手拿一盒純喫茶一盒鮮豆漿,吸管在兩種飲料間交替著:「這樣超好喝的我跟你說!」接著馬上宣布:「我要放屁!」(躲)

聊到他得獎後,台灣很多單位找他做設計,「可是他們又不懂,只想殺價,大老闆來跟我說,來我們預算很高喔,一共有十二萬耶,而且我告訴你,全部要做五十七個空間!」講完他尖叫著抽搐一下,然後放聲大笑,好像他這些誇張的神經放電,全都是被這混亂的世道給驚嚇出來的。

「沒關係你們這些商人,這些官員,儘管侮辱我的人格吧,只要不要侮辱我的價格就好。」

然而一旦開始講解,他又是滔滔不絕的各種專有名詞,各國花藝潮流,各派故事與精神,比任何一個網紅都流利,比任何泰德演講都振奮人心。

每拿出一枝花,都愛得簡直要把它吞下去似的,湊在鼻子前深深嗅聞,再吹一口氣,然後一副「不要怕,在我這裡你放心」的樣子,神速凝聚出不得了的意象。

我看著他行雲流水把紅色木片捲成螺旋,一枝又一枝插入美得驚心動魄的長枝玫瑰,大把到一手無法掌握,用膠帶捆紮(大師說花藝強不強完全看用膠帶功力)(咦),俐落修剪,再加上約三分之一比例的玲瓏蔥,再剪,再加,一氣呵成,一面嘴上完全沒停:「我跟你們說,有些人啊,愛你不到,祝你爛掉。」

整間教室哄堂大笑,連本來精神萎靡的我妹都超開心:「真的很慶幸我有來。」

我也好慶幸,覺得上帝在造每個人時,手法也不過跟吳尚洋一樣美好靈巧而已。而我們居然得以親眼看見。

感謝突然出現的小學同學,我妹說她經過這趟情緒三溫暖,昨晚睡得超好的。

 

山氣日夕佳

媽媽娘家她四叔叔的太太,我要叫四嬸婆,前幾天過世了,享壽一百歲整。

除了她老人家的至親,最最難過的就是我二嬸婆了。

二嬸婆今年一○四歲,她與四嬸婆這對妯娌不管是脾氣還是長相可以說都是南轅北轍,但兩人感情深厚,情同姊妹,交好超過八十年。

膚白清秀個子相當迷你的四嬸婆一生身體健康,即使過了耄耋之年仍手腳靈活頭腦清楚,不需人特別照顧。暑假時同住的兒子媳婦出國去玩,回來當晚一家人還有說有笑聊著旅行的趣事,四嬸婆照平常時間上床,第二天家人發現她已長睡不起。

二嬸婆一聽說,哭了,長嘆:「以後誰陪我玩牌?」

說起來,對於小時候每年只回我媽媽位於山佳娘家一次的我來說,這兩位嬸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牌這件事了。

那時台灣北部鄉下很多人玩一種叫四色牌的遊戲,有時候也聽大人叫這牌「十二支」,又短又小又薄的紙牌上面寫著車馬包卒士象等棋子名。玩的時候把各色小紙牌展開如扇或卡在不同手指之間,不知為什麼也看過有人把牌沾了口水黏在臉上。

似乎大家也會用這牌來賭博,所以常有戴圓盤帽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突然跑進來臨檢。

第一次碰到時我目瞪口呆望著警察出現在暗暗的空間門口,擋住照進來的光線,形成人型陰影,然後本來歡天喜地熱鬧滾滾蹲坐地上的大家哄地爬起來四散奔逃,鮮豔的牌紙跟銅板發出響亮的聲音散落一地。

再隔一年回去,發現他們想出妙計,乾脆約在豬圈裡打,認為警察大人不會想靠近這樣的地方。

一邊是不斷哼哼著四處用鼻子拱來拱去臭烘烘的豬隻,一邊是毫不在意氣味、滿臉專注在牌紙上的人們。我那時年紀很小,這樣的情景覺得極度有趣地一直深深記在腦海裡。

分別從不同地方嫁進洪家的二嬸婆和四嬸婆就是因著這小小的牌戲結下近一世紀的深厚友誼。在那個大部分女人沒受過教育且沒有太多娛樂的年代,有什麼比得上聚集幾個人打牌兼聊天更好打發時間的呢?

四嬸婆的先生七十歲因肺病過世,她度過三十多年沒有伴侶的日子。而二嬸婆則守寡更久,二叔公四十歲時就遭遇礦災驟逝。

媽媽說以前山佳是有煤礦的,很多男人都是礦工,像四叔公肺不好也是早年挖煤造成。

聽到這段故事,才第一次知道山佳曾經有過煤礦。上網查了,原來礦址在山佳火車站後面的山上。

外公過去就是在山佳火車站看守平交道,他有六個兄弟兩個姊妹,結婚後自己也生了六個女兒兩個兒子。洪家這些兄弟便一起在靠近山佳火車站的這塊土地慢慢蓋起一間又一間的磚房,一起居住,一起種菜,一起煮飯,(一起玩牌)一起建立各自的家庭。

從高雄陪媽媽回娘家,要坐八個小時(更之前很窮的時候是坐慢車熬十二個小時)的火車。我們自己帶飯盒,或是接近吃飯時間在停靠的車站旁打開窗戶(以前的火車窗戶是可以打開的),跟月台上用吊繩扛著木箱叫賣便當的小販買。

便當用竹片盒裝,記憶中那飯粒又香又粒粒分明,帶著木質的香氣,裡面通常會有鹹鹹的白切肉、滷蛋和黃色的醃蘿蔔片、紅色的麵筋條。真是無法形容的美味,總覺得後來再也吃不到那麼好吃的便當了。

火車上賣的則是圓型鐵盒,分兩層,底下是白飯,上面是排骨和酸菜。吃完放在座位底下,會有一個工作人員手拿長長的勾子,快速俐落地把便當盒一個個拉出來,疊在他另一手拖著的圓型長鐵筐中。

再之後穿著制服的人會來分茶葉,放進臨窗擺放的玻璃杯裡,沒多久他再回來,手上有個超大茶壺。他用我就算不眨眼也還是看不清楚的靈活手勢,喀喇一聲把茶杯蓋夾起來,順勢倒入熱騰騰的開水,再喀喇一聲把玻璃杯蓋蓋回去。如此一排一排澆灌下去,從來沒見過失誤。

我癡癡地看著那些茶葉在陽光照進來的窗沿上的透明杯子裡,慢慢伸展開來,茶色滲入水中,漸漸變成淺棕。掀開蓋子哈著氣喝一口,覺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喝的茶。到現在我每次吃完便當喝一杯熱茶的話,依然會有長途旅行的心情。

下了火車,得橫越軌道來到出口。有時候並不經過驗票門,而是與檢票員有默契地點點頭,從當地人才知道的另一頭籬笆的缺口走出火車站。

我媽說她年輕時在樹林的紡織工廠當女工,賺錢極少,每天早上一有機會整群女孩就一起逃票,檢票員在後面猛追猛喊,她們衝上已開動的火車,嘻嘻哈哈對氣喘吁吁的男士揮揮手兒。

奇怪的是,下班時再見到同一個檢票員,他還是笑咪咪的,並不追究她們早上逃掉的票。

出了小小古老的山佳站後要下一大段很陡的斜坡,接著會聽到水聲。那是一條很大的灌溉溝渠,水很清水勢不小,很多人在渠邊的大石頭上敲打跟搓洗衣服,我媽一個個打著招呼走過,告訴我這是某某的某某,或是某某的某某的某某……

如果不沿著水渠,而是走到大街上的話,將經過一整排古老得不得了的店面。

四十年前,山佳幾乎是維持著日本時代的街景。房子大多都是磚造抹上灰泥,或仍維持部分木造,搭配往左右兩邊拉滑的沉重木頭門。就算是賣東西的店,商品看起來也都不知放了多久那樣灰撲撲且沉默,我非常喜歡那些店的模樣跟氣味。經過時總是會有人笑著走出來問媽媽:「返來企頭喔?」

山佳過去的礦坑叫「蓋淡」,是在媽媽娘家隔著鐵道另一邊的山上。清同治年間開始開採,最高曾有三萬公噸的年產量,但後來越來越少,一九五九年便已封坑。現在想起來,我跟著二阿姨去那邊送報紙時,的確曾經經過陰暗潮濕已蔓生雜草像是礦坑口的地方。

二阿姨家住在外公家的對面,她生了三女二男,當時是聯合報系在山佳的總經銷。

每天他們全家都要清晨起來分報紙,然後走路或是騎車送到整個山佳地區,送完報紙小孩才各自去上學或上班。

每次暑假回去,二阿姨那邊的表姊問:「蘭芬,明天要不要起來跟我去送報紙?」

我說好!

親戚們就笑起來:「怎麼可能起來啦?要很早內!」

因此激起我的好勝心那樣,硬是清晨五點當表姊進來舅舅家(現在想起來是不是他們都沒在鎖門呢),到床邊搖搖我,問:「妳真的要去喔?」便咕嚕一下爬起,妹妹翻個身繼續睡,我已經穿上拖鞋揉著眼跟表姊走了。

在山佳經歷的清晨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幾個之一。

背著報紙經過鐵軌時,眼前整面大山立體聲那樣這裡那裡迴盪著各種鳥類的鳴叫,空氣清新到能聞出涼爽得不得了的甜味,近在身旁的山泉嘩啦啦歡唱著。

山坡上漫留著霧氣,路邊花花草草的露水沾濕小腿,身上沒有被衣服遮蓋的地方毛細孔都高興地張開來接收仙境般的空氣,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幸福能此時此刻活在這個美好的地方。

即使那時年紀很小,也知道這是多麼珍貴的時光,一定一定永遠不要忘記。

是因為山佳好山好水,還是四色牌讓兩位嬸婆(還有我大阿姨跟二姨丈也都九十歲了)如此健康長壽呢?

如果要我說的話,可能是在這樣美麗的山腳(山佳的確原名山仔腳)下,親人都聚在一起並與自然和平共處的那種順天應人樂天知命所造成的結果吧。

跟媽媽結婚後,爸爸才知道這個地方,從此他一直非常喜歡山佳,而山佳的親人們也永遠友善熱情對待這位在台灣幾乎沒有親人的「外省仔」。

每次他在山佳痛快喝了酒,會樂呵呵地對我們全家人說:「你們知道陶淵明那首〈飲酒〉詩吧?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山氣日夕佳,山氣日夕佳,這說的不就是山佳嗎?」

山佳現在和高雄我的老家一樣,已經被建設成舒適的副都心般嶄新城鎮。火車站多了新樓,很難逃票了;嘩啦啦的大渠早已封上水泥板成為潛流,女人們紅著雙頰在樹下一面洗衣一面聊天的景象全不復見;不管是車站這邊還是山的那邊都蓋了氣勢磅礡的豪宅高樓,洪家一整個大家族今年遷入新樓,歡慶入厝。

四嬸婆整整活了一個世紀,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日本時代、國民政府時代,戒嚴、解嚴,再來到民進黨全面執政時代。生命的最後一段,她搬進了皇宮般華麗的新宅,那是八十多年前她嫁給那個年輕礦工時根本無從預見的奇幻如夢的景況。

我想像著四嬸婆其實沒走得很遠,就在山上高一些雲霧繚繞的某處,還跟那些同樣已離開這一世的親朋好友,無憂無慮玩著四色牌啊。

 

他的手機響了

每天早上去中正紀念堂跑步,都會在靠中山南路側的迴廊固定的那張石椅,遇見這對父子。

一般說來,在那邊照顧老人推輪椅幫忙復健的,壓倒性多數是外傭,再來是中年女兒帶著老年父母的。兒子照顧爸爸、尤其是相當高大感覺兩人都一九○左右的爸爸和兒子,實在很少見,也引人注目。

伯伯年輕時一定很帥,老了坐在輪椅上也還是出眾。好像總是望著遠方想心事的他,每次看到我跑經過出聲招呼,會立刻高興地舉手回禮:「妳早妳早!」兒子很安靜,坐在一旁看手機,偶爾跟父親說幾句話,帶他去上廁所,或拿水給他喝。聽到我的聲音,也會很有禮貌地點點頭。

那天早上跑第一圈時,看見兒子自己一個人坐著,日常模樣地低頭滑手機,我四處張望,想說是不是老人去廁所了。第二圈,第三圈,還是沒看到,考慮了半天決定停下來,走近說早啊!今天怎麼沒看見伯伯呀?他起身,垂手而立,眼神跟聲音都與他巨大的身形不符地像頭受傷的小動物:「我爸爸他,前幾天走了。」

老人當天在家早餐,吃的是地瓜,所以突然倒下去時,驚慌的兒子以為是噎住了,趕緊打電話,還試圖要把東西從父親的嘴裡挖出來。「在家裡急救了半個小時,去醫院也是,後來醫生說是心肌梗塞,跟地瓜沒關係。」他說。我心想,可以確認跟地瓜沒關係真好,這樣唯一的照顧者比較不會內疚吧。

這幾年雖然常常遇見,但因為伯伯耳朵不是很好,不曾多聊。那天我才想起來問,你們是哪裡人呀,這麼高,他說:「山東高『米』。」哇,我們是老鄉,但,有高米這個地方嗎?我問:「是高密嗎?」他猛點頭說對,是高密。原來他也有一個鄉音很重的山東老爸,就像我小時候一直以為爸爸是「陜」東人那樣。

高密耶,是小說《紅高粱家族》的背景啊。我說你們跟莫言同鄉,他抱歉地看著我:「對不起,我不知道那是誰。」哎呀,當然沒關係。只是因為莫言的小說,高密變成一個對我來說,特別具有意義又有畫面的地方,有英勇的爺爺、剽悍的奶奶和一片連接至天邊的高粱地。

七十年前,伯伯從同一片高粱地裡走出來,參加了國軍,在小島上轉任警察,生了五個兒女,與妻子分開後,再獨力把所有小孩養大。一直陪伴在身邊的是最小的兒子,雖然長得魁梧,但十分溫和害羞,一看就不是那種憑藉身體優勢耀武揚威或是逞凶鬥狠類型,反而有點與整個社會不太同步似慢吞吞的感覺。

本來在台北車站地下街賣玩具,四年前爸爸肺部感染差點走掉,他嚇到,決定放掉工作專心照顧。每天準備三餐、幫忙穿衣洗澡餵藥、帶看醫生,最悠閒的時光是在中正紀念堂的石椅上度過的。不管晴天雨天冬天夏天,他每天早上慢慢推著輪椅從家裡散步至此。選擇那個地點是因為無障礙廁所近在咫尺,迴廊裡擋風遮雨,迴廊外鳥語花香,附近還常常坐著差不多年紀的老人,聽他們用鄉音聊天或唱戲,親切。

他們很少對話,大多時候只是靜靜坐著。

兒子對我說:「之前以為已經都做好心理準備了,可是我爸這樣一走,怎麼感覺這麼難過?心裡實在接受不了,每天都在一起的人,說沒有就沒有了。」他現在還是同一個時間起床,同一個時間來到老位置,同樣彎著腰駝著背看手機,只要不抬頭,爸爸就好像還是坐在旁邊似的。

正聊著,鈴聲響起,我退兩步怕打擾他講電話,他把手機拿出來按掉,說:「沒關係,是我定的鬧鐘,爸爸這時候該吃藥了。」

我得仰頭才能看見臉的那麼高大一個男人,突然眼眶一紅哽咽到說不出話,用袖子按住臉。伸出手只能拍拍他手肘再上去一點的地方,拍不到肩膀,然後我也說不出話來了。

在晴朗明亮的美麗園林中,已經是大人的我們面對面哭得像兩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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