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耀昌醫師的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終於完成了。第三部曲《苦楝花Bangas》以花東為場景，敘述1874年至1896年清廷「開山撫番」政策在花蓮、台東推進的情況。一般史書都提及與此相關的三個武裝衝突事件：（一）大港口事件；（二）加禮宛事件；（三）大庄事件。因為台灣原住民各族沒有自己的文字符號系統，毫無疑問的，三大事件的始末幾乎都是以漢人文獻記載為依據，部落族人的聲音是完全聽不到的。這當然不是已陸續完成《傀儡花》和《獅頭花》創作的陳耀昌醫師所能接受的，他必須聽到族人的聲音！陳醫師在本書寫後感言裡，清楚交代了自己在田野調查中見到的人和種種令人驚嘆的巧遇。文學創作的本領，讓他有更大的空間、更大的想像力和自由，去填補文字和文獻無法記錄的聲音，從族人飄渺的口傳記憶裡，讓歷史重新說話。
和以往不同，陳耀昌醫師的《苦楝花》不是用聯貫一氣的長篇小說寫成的，它由兩篇短篇小說和一齣劇本組成。陳醫師最後決定要用這樣的形式來呈現自己台灣史花系列的第三部曲，應該有他的考量；不過，儘管如此，通讀全書之後，細心的讀者仍能在情感上或時間、空間的聯結上，清楚地掌握首尾一致的歷史整體感，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許這正是陳醫師嘗試突破的文學筆法之一。
按時間序列，花東「開山撫番」主角吳光亮的出場，是在1877年底1878年初發生的大港口事件。陳耀昌醫師因特殊的理由，認為文獻上記載大港口事件殺戮的主戰場雖然在海岸的「阿棉」、「納納」兩個部落，但「肇因者」卻是深藏在縱谷、海岸之間的「奇密」（今之奇美）部落，文字紀錄淹埋了事實的真相。為突顯原住民部落的主體角色，陳醫師將小說的重心移給了「奇密」。故事用科幻的方式敘述，若干情節和穿越時空的寫作技巧，看起來並不是陳醫師熟悉的手法，有不少破綻和勉強的地方，不過，這可能也是因為他能掌握的口述資料相對貧乏的緣故吧！相反地，寫〈大庒阿桃〉時，陳醫師似乎回到了他熟練的歷史小說寫法，許多情節的安排既合理又讓人驚奇。
整部小說分量最重、最具挑戰性的，當然是以「加禮宛事件」為背景的劇本〈苦楝花〉了。除「序曲」外，全劇總共二十六幕。從主角Kumud Pazik出生開始，一直到撒奇萊雅族正名成功舉行「火祭」，Pazik和妻子卡娜少靈魂甦醒結束，敘述了撒奇萊雅族與吳光亮大戰失敗後一一九年崩解、星散的血淚史。全劇以朗誦的方式閱讀，格外容易引人融入歷史命運的悲涼中。按陳醫師後記的說明，與〈苦楝花〉相關的田野奇遇是最多的，而其關鍵人物是已過世多年的李來旺校長（帝瓦伊•撒耘Tiway Sayum）和他的兩個兒子。藉由他們的帶引，陳醫師得以聽到撒奇萊雅族人的聲音。陳醫師還進一步指出〈苦楝花〉第十幕到第十三幕分別描述「末日前三天」、「末日前二天」、「末日前一天」、「末日之日」頭目Pazik的部分吟誦詞，其實是李來旺校長的祖母Lutuk Sayum口述後，校長記下來的。陳醫師說：「這些文字太神聖了，我將之一字不改運用到書內。」這個聲音，這個撒奇萊雅老人說的話，比文字更有力量！我和李來旺校長是舊識，一九九○年代初，我們曾一同有過愉快的雲南之行。他精通阿美語，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非常會說笑話，每一場演講都能句句扣人心弦。一九九四年他將北富國小正名為「太巴塱國小」，是原住民地名、校名復原的先聲。李校長說：「太巴塱」倒過來唸，漢人會覺得很威風。二○○○年起，我在東華大學任教，我們有了更多相處的機會。二○○三年七月他心肌梗塞的當日清早，我們還一起共餐，延續前一晚說過的笑話，並約好他去為花蓮縣長候選人謝深山站台演講後，再回來東華大學，不料一去竟成永別。他晚年推動撒奇萊雅族正名和文化復振的工作，最後由他的兒子和年輕族人繼續完成。我在閱讀〈苦楝花〉的同時，李校長的影子處處浮現，文學的想像和個人記憶交織、重疊，歷史成了我內在的事。多年前我曾支持台東大學音樂系編排演出了一場大型的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蔡盛通教授作曲、董恕明教授填詞，這是我們原住民社會比較不習慣的表演形式，頗引起討論。陳耀昌醫師此一〈苦楝花〉劇本，將來若也能以歌劇的方式演出，其張力一定可以造成更具震撼性的效果。
閱讀完陳耀昌醫師整套花系列三部曲，不難發現：從台灣原住民的經驗來看，直到日據時代以前，原住民根本没有國族認同的想像，其認同的邊界僅止於「部落」。後來日本政府雖藉由人類學的方法，完成了原住民族群識別的分類，但跨越「部落」的「族別」認同，依然是極為鬆泛的。這不但可以從霧社事件爆發時，同屬賽德克（Seediq）的德克達雅（Tgdaya）和都達（Toda）不同立場的選擇看出；同時也可以說明2000年後泛泰雅系（Atayal）族群，陸續正名分出泰雅、賽德克和太魯閣（Truku）各族的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習慣於國族敘述的漢人歷史思維，是很難真正理解原住民認同構造的。《傀儡花》、《獅頭花》的歷史場景是如此，《苦楝花》裡各部落的利害關係也是如此。直截了當地說，除非我們打算願意正視原住民的存在，否則荷西、清領、日據到中華民國國族框架下的歷史建構，根本無法反映台灣歷史的本質、真相與全貌。一個根基不穩、偏枯且没有源頭的國史敘述，怎麼可能建立真正的國家主體性？從《福爾摩沙三族記》一路寫下來，陳耀昌醫師的歷史小說創作，似乎一步一步將他帶引到一個愈來愈清楚的結論上，他說：「原漢關係的重要性絶不亞於兩岸關係！」能突破現實政治的重重迷霧以及漢人根深柢固的文化偏見，重新設定台灣歷史的走向，這應該是陳醫師寫作當初，完全没有預想到的結果吧？！是歷史引導了文學？還是文學照亮了歷史？可以肯定的是：「台灣感恩節」的提議，是歷史結合文學引發的心性召喚，也是陳醫師對台灣未來的想像。它的本質是文學的，我雖充滿期待，但因歷史現實的教導，終究不敢太樂觀。
二○一九年六月十日
（本文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