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雨卿低語細談，揣測他的心意，臆想他的感知，追尋他的行蹤，閱讀他的文字，甚而，拆解油印刊物上，可能出自他的筆跡，時間匆匆，竟超過十年光陰。

首次發現他的名字，在一份不屬於我研究範圍的動物學術論文裡，我發現他詳細地記錄下蝙蝠的拉丁學名、台語拼音名稱，還註上了世界語（Esperanto）的名稱。

「為什麼？」我心裡非常疑惑。

收集到片片斷斷的王雨卿資料越多，我心裡的情緒便越複雜，最初是想著如何能將他納入我的博士論文體系裡書寫，後來幾番考索，終究放棄這個念頭。就學術論文而言，他的資料太少，太零碎，無法串連也無法統整。但這個早逝的博物科老師始終縈繞在我心頭，在撰寫博士論文的苦悶過程中，我多次拿出他的資料閱讀，越是了解越是不忍。王雨卿因為家境困苦，只有公學校的學歷，但憑著自學，一次一次參加了檢定考試，最後取得文部省中等教員的檢定試驗──博物科及生理衛生科的資格，這項考試非常困難，根據何耀坤先生的說法，日治時期五十年間，台灣人總共只有兩人通過博物科檢定考試，其一為王雨卿，另一位則是在戰後擔任台灣水產試驗所所長的鄧火土先生。如果王雨卿能活長一點時間，會創造出什麼更光榮的歷史？我常常自問這個問題。當時正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我，實在無暇再追尋其他的資料，我輕輕地對資料夾裡的王雨卿說：耐心地等我一下，我會回來找你。

多年後，當我重新審視王雨卿這個既是生物學家，也是個世界語者的生平，心裡的念頭隱隱成形：若他不能在我的學術論文裡出現，那麼，我可不可能在文學作品裡重現他的光采？

「太過短暫的人生。」我彷彿聽見他的喟嘆。我開始構思讓王雨卿再活一次的可能。

此時，王雨卿編輯的世界語雜誌尚未出土，我只能在其他人引述的文字中知道曾有這樣一份雜誌，但無法見到原本資料。

「究竟在哪裡？」王雨卿的人生之於我，常是問號。

記得那個冬日，經過一天的搜尋，我走出在早稻田車站附近的日本エスペラント協會，滿是疲倦，卻沒有喪氣過。我知道那份刊物一定就在某處，也許並非等待著我，但終究會被看到。

當書寫正式開始，我墜入了一個無名以狀的哀傷之中，時間維持甚久。小說情節中的某些人必然在王雨卿的人生中出現過，但不曾遇見過的人卻有可能在彼此的生命裡留下痕跡。這聽來弔詭卻又無比可信的推斷，促使我審視當時代相關的人物，思索他們交纏於生活、催化歷史的意義，越是發掘，越是令人心驚。有時，我以為我在寫小說的情節、對話，但有時候，我驚覺自己竟用寫學術論文的嚴謹和理性自問：真實是什麼？

真實是王雨卿真真切切活過一回，也愛了一回。真實也是他幾乎被湮沒、被遺忘，曾經奮力追求過的一切，幾乎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記得。

真實更是，不僅王雨卿不被記得，許多那個時代逐夢、掙扎的人，也被遺忘了，當我端詳畫作入選台展四次的柳德裕（一九○二─一九五九）的作品，被他倔強凝視世界的眼神觸動。我揣想一個家宅彩繪師轉而揮繪油彩，是怎樣的心境？我把柳德裕當做人物原型，轉換成小說裡的「柳得裕」，詳細呈現彩繪師的傳統技法，描寫這個非科班出身，卻在一次公開舉辦的繪畫比賽中，擊敗林玉山和潘春源的畫師。

真實，是佐伯操這樣的女性，堅毅柔韌地撐起了歷史，但當時間的巨輪無知無覺地輾過，遺留下來的又有什麼？

越是書寫，我越是體會到，這可能是一本遺忘之書，不僅佐伯操即將遺忘自己，若曾這樣熱切愛過、燃燒過的點點滴滴沒有被記錄下來，遺忘是必然的事實，而書寫的我，無法置身事外。

書寫過程中，我收到了來自日本的學妹呂美親寄來的資料，美親的欣喜溢於言表，與我分享出土不久，王雨卿編輯的世界語刊物《綠の島》（La Verda Insulo）。我看著工整仔細的統一字跡，精緻的插圖，拿著刊物的手竟是微微顫抖的。我想像王雨卿就是用這樣的筆跡，記錄了他看見的動物，魚、蝦、蝸牛、蝙蝠和蝴蝶。看到自己追尋了那麼久的人物，彷彿仍然呼吸著，透過紙面微笑著，可能還等待著，我知道，我一定要以文字陪伴王雨卿走到盡頭。

也許因為書寫者是我，因此這本小說視同我的創作，但實際上，我多麼感謝那段時間，有這些小說人物與我同行，還帶上我一向喜歡的昆蟲、植物，把我的生活點綴得熱鬧非凡，陪伴我度過了許多低潮無解的時刻。我筆下的昆蟲、動物，僅只是這些生物學家眼裡看到的一小部分而已，無論是蛾的絨毛、蝴蝶的翅脈，還是紅蝦的觸鬚，我相信在熱愛生物研究的學者來說，一定讓他們雙眼發亮，講來便如數家珍，甚至訓練了一手製作標本的好手藝，即便奪去了這些動物的性命，也為牠們留下最好的形體狀況，以供留念、參考，然而，這些對研究有莫大熱情的學者所存在的時代，卻是死無全屍，莫名失蹤，甚至連屍體都找不到的時代。我特意突顯死亡與標本的對立關係，是向台灣歷史上無可選擇的時代悲劇致意，也是向被粗暴踐踏的珍貴生命致敬。

對於黑暗來說，光的存在何其重要。何處尋光熱，何處尋找最初的火種？當文明和精神終於能凝聚成一道捍衛價值的流燦之光，亮光的起點源於何處？對小說裡的王雨卿來說，生命雖有其盡頭，但想望無盡，愛也無盡；對佐伯操來說，幸福雖有其盡頭，但相思無盡，記憶雖是漫長的一條路，但已非記住不忘，就能持續的永恆。

我想像，當雨卿站在台南運河望著發亮的河面，想到自己一路走來的悲欣，可能疲憊卻無憾，他知道，自己生命的亮光的起點，起始於對夢想鍥而不捨的追求。那麼，當台灣人能開始一點一滴將這些逐漸被遺忘的歷史斷片撿拾回來，可不可能也是另一個亮光的起點？二○一六年，我寫完了這本小說，在同年獲獎，那年正是王雨卿誕生一百一十週年，他正如自己在自編自印的世界語雜誌中取的筆名「曄星」，在書頁裡現出了獨特的亮光。

書籍即將出版的此時，一定要致上我心裡特別的謝意：特別感謝我的家人，容忍一個整天都埋首文獻書堆的女兒／姊姊，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個言語無味、耽溺於思索的研究者。在出版業寒冬的時刻，毅然決定出版這冊小說的印刻文學總編輯初安民先生，我記得初先生在二月的冷空氣裡吐出的煙霧，他不僅是個勇於承擔的出版人，也是個給予我諸多鼓勵的前輩，沒有他，沒有這本小說的出版，也不會有《印刻》雜誌二○一八年四月號，首先讓讀者認識誰是王雨卿的專輯故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陳萬益教授、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呂興昌教授先後在我的碩士班、博士班階段成為我的業師，他們不僅在文學專業上啟發了我，更以親身實踐教導我嚴謹治學的態度，對故鄉文化的珍視，甚至可說是一種浪漫的革命情懷，兩位老師對我展現的是「人格者」的典範。政治大學台文所陳芳明教授作為我的文學獎評審和文學寫作前輩，給予這部作品的鼓勵、賜序，令我銘感於心。幾位長輩、朋儔給予許多溫暖：始終沒有忘記這本小說，始終帶著爽朗笑聲的建農學長、對我展現何謂信仰力量的林良信長老。書寫過程當中，我試著將王雨卿在日本與台灣各處的資料統整起來，許多資料囿於法令規範、地域限制，取得不易，摯友京都大學的三野和惠博士，排除萬難取得我需要的文件，若沒有她的幫忙，王雨卿的許多生平事蹟，是無法釐清的。最後，要謝謝從拿到小說文稿，一邊仔細閱讀一邊進行校對的徐元先生，他在東大的求學故事、成為產業界的擎旗人的經歷，就像一篇人生的勘誤表，鼓舞了許多人，他審慎的處世態度與學問的淵博，點綴著不經意洩出的俠義豪情，贏得了許多人的敬重。

這本小說從構思、書寫到完成，電腦螢幕上面對的文稿畫面相似，但人生際遇幾番波折，許多複雜的心緒，難解的困境，悲喜交集的時刻，唯有閱讀、書寫能撫緩傷痕，停下眼淚──便還帶著淚水，也能生出某一種不明所以的希望，睜望著幾個輕巧的淺笑悄悄從窗邊滾落，一路踉蹌到桌邊，成為翻閱文獻的書籤。

每頁書籤都是生命的一個記號。對王雨卿來說，世界是一座大博物館，而我祈願，台灣作為一本書，更多人來閱讀，也許讀者將發現，有那麼多書頁雖然字句殘缺但不忍翻過，也有一種迫不及待展開下一頁探險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