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哪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 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前往安徽阜陽。一九四二，那是個甚麼樣的年頭？
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那是中國對日抗戰第六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照歐美人的說法）第三個年頭。那年中日兩軍在浙贛路會戰，在太行山會戰，在湖北宜昌會戰，在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這年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進攻史達林格勒，與蘇聯苦戰。
那時，山東省鐵路公路沿線的據點，腹地重要的城鎮，都駐紮日軍，我們稱為淪陷區。但日軍以線制面的構想完全失敗，廣大的農村和山區由三種武力分治，那就是：國民政府派出的正規軍，老百姓稱為中央軍，加上親國民政府的游擊隊，他們的地盤稱為游擊區；還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游擊隊，老百姓通稱之為八路軍，開闢了解放區。今日話當年事，這些名稱先要交代一番。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融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予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麼便宜，大家指天為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戰勝利，叫到對日和約簽訂，叫到一九七幾年，我在台北進電視公司當編審組長，政府官員以電話指示，電視劇對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換成「日軍」或「日本軍閥」，大家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改了口。
對日和約簽訂後，日本政府在台北設立大使館，抗戰時期的憤怒青年雖然漸漸老大，胸中怒氣未消，每逢行經館外，總要對著太陽旗罵句髒話。日本在台北舉辦第一次商展，開幕之日，群眾一擁齊上，把日本館的太陽旗扯下來。
且說華北的「淪陷區」裡，日本控制學校，修改文史課程，培養以日本為宗主的思想，辦理各種親日的活動。青年人和他們的家長拒絕這樣的教育，大批失學的青年另尋出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戰時學校，收容他們。在日本的高壓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輕人血氣方剛，看鬼子不順眼，心裡窩一把火，留在家裡很危險。「出門一時難」，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長們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出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名字，成了當時流行的一句話。都說那個時代是洪爐，說這話的人自命是鐵匠，他要把人百煉成鋼。現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個中國給日本佔了，國仇家恨。鐵匠以高明的技術使我們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小時候，我身體孱弱，家鄉話有個很好的形容，叫「病病歪歪」。老師家長從來不督促我用功，而是叮囑不要太用功。有一次，母親帶我去外婆家，一連幾天沒上學，等我回學校上課，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師同學見了面，有人問我：「好了吧？」他們以為我又病了。我家雖住在鄉下，但世代重視子女教育，做流亡學生縱然千辛萬苦，父母終於下了決心，我已十七歲，實在不能再拖延了。
這一年，魯籍名將第廿八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軍駐紮安徽阜陽，就地成立「私立成城中學」（不久改稱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收容山東逃出的流亡青年。阜陽離我家五百華里，那時交通不便，人們又安土重遷，我的家鄉蘭陵鎮一帶沒人去過阜陽，沒人聽說過這個地名。只因為李仙洲是山東長清人，山東老百姓相信他；只因為我的二表姐已經早走一步，入學讀書；只因為那時基督教掩護抗日青年，而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在這年夏天也到了阜陽，從此天涯海角，再無歸路，山東，臨沂，蘭陵，永遠只能在地圖上尋找。
七七事變發生後，有一個青年對他的母親說：「我已經十八歲了，不應該留在家裡，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八路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三年以後，這個青年的弟弟對母親說：「我也十八歲了，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中央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可憐的老百姓，可愛的青年，他們怎能預料，他們以後用很多很多時間互相廝殺。
那時，有人到大後方（後來叫做國統區），有人去解放區（當時也叫共區），大半由因緣決定，人人以為殊途同歸，誰能料到這一步跨出去，後來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二十二中的老同學屢次受到嚴厲的責問：你當年為甚麼不投奔解放區？被問的人啞口無言，因為他實在沒有答案。
一九八○年，中國對外開放，內戰期間逃出來的人回鄉探親，回首三十多年，家鄉的親人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歷劫餘生悲憤怨恨，責問歸人：你當年為甚麼投奔國統區？這一問，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淚，也沒有答案。
李仙洲氏辦這所學校，網羅了山東的許多精英，他用人以行政幹部和黨工為主，沒有倚重教育家。以二分校的骨幹而論，戰後有人做濟南市長，做青島市民政局長，做省幹訓團教育長，做國大代表，做行政督察專員，窮則辦學，達則做官，教育理念和專業熱忱有局限，似乎談不到春風化雨。
那時國立一中與六中與我們聲氣相通，校長都是教育家。教育家的作風是自由開放，而那時，一中六中都在偏僻的地方，觸角不及於省會，遑論歐風美雨。那時所謂自由開放，只能表現在閱讀左傾書刊、包容中共地下組織、資助學生投奔延安等幾件事情上。這和二十二中可說是大異其趣了。
那時日本侵略中國，中共以聯合抗戰為號召，熱血青年同仇敵愾但各有因緣，不管北上延安或西去重慶，不管進二十二中還是進一中六中，應該說大家都對。不幸後來有了內戰，內戰後又有徹底清洗，在中共那把銖兩分明的大秤上，二十二中校友的罪孽沉重。留在大陸上受盡政治運動煎熬的那些同學，頗有人恨自己「走錯一步」。然而中國大陸解放以後，人人知道毛澤東做了些甚麼，那一中和六中的進步青年，後來也多是傷心人。
抗戰勝利後，李仙洲將軍再度入魯，兵敗被俘。在中共的統治技術下，只有李陵，沒有蘇武，從台灣的角度看，他是降將，我在台灣是降將的學生，常常被人多看幾眼。總之，不論在大陸，在台灣，李仙洲的學生都有歷史問題。司馬桑敦的長篇小說《野馬傳》，主角是一個綽號「野馬」的女人，國民政府要捉她，因為她是共產黨，可是共產黨也要捉她，因為她對黨不能絕對服從。一位韓國小說家寫《嗚呼朝鮮》，南韓北韓交戰，他從北韓逃到南韓，南韓認為他是北韓間諜，連忙逃回北韓，又被認為是南韓間諜。這都是造化弄人，只有哭之笑之。
平心而論，我當初入二十二中讀書，並沒有錯；像我這樣的人，中共要計較階級成分，他也沒錯；台灣操危慮深，處處防患於未然，更沒有錯。推而廣之，中國人的這一場大悲劇，竟以「誰都沒錯」釀成，真是詭異極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