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華是一個優秀的詩人，還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民間詩歌愛好者？爭論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對她那些獨立自由的詩篇的褻瀆，然而又不得不討論，因為這種理解差異，頗有詩外之義。

一次次的詩歌熱潮的發生消退，證明了詩歌的邊緣化在中國是一個矛盾的命題。在這樣一個渴求抒情與戲劇性的國度，民眾從未放棄對詩人的幻想，無論哪個時代，總有情感共生式的潮汐運動把一位詩人推向浪尖。從七○年代「朦朧詩」的詩人崇拜、八○年代的席慕蓉汪國真熱、九○年代的海子熱，直到今天新媒體時代越來越迅速的詩歌傳播行為：如余秀華的詩一夜席卷華文網路，我們固然能看到延續性，但也應該看到差異。

只要我們客觀面對余秀華大量的詩歌文本，我們就會承認余秀華的魅力建基於其詩歌本身的感染力，而不是被非議她的人放大的：大眾的同情心上。大眾對現代詩的誤讀或錯愛，一度是現代藝術共有的哭笑不得的宿命，但在余秀華身上，我們看到更多的誤讀，來自某些「精英」 而非大眾。大眾的誤讀充其量是把對余秀華的同情，滲透到對其性情熾烈的詩的理解中了；「精英」的誤讀卻進一步放大前者，認為余秀華詩歌的成功依仗於大眾的同情，甚至乎推論余秀華的詩是所謂的詩歌心靈雞湯，那麼只能說「精英」對新時代大眾的接受力和余秀華的創造力都低估了。

詩歌的審美活動本來就不是純粹如公式推算般的，後現代情景中的詩歌，其接受史必然混雜社會與個人的因素，而不是新批評派所幻想的那種去個人化的純文本。在藝術史上，不乏在生命的鋒刃上把自己的創作推向絕景的人，也不乏通過創作進行自我拯救的人，我們尊重前者的決絕，卻不能說後者就是雞湯。

我們所見的心靈雞湯，基本上都是處境優越的人寫給人生並不如意的人的安慰劑。而余秀華的大多數詩歌裡面並不存在這種廉價的安慰，而是對無論愛情還是物質生活都處於貧乏狀態的現實的直面與近乎殘酷的搏鬥，〈我養的狗，叫小巫〉是典型例子。在這直面與搏鬥之中，不時有明媚的陽光一閃而過，有生命力旺盛的野花瘋長，我們和詩人一起驚訝並讚歎，不代表我們就自欺地否認苦難的存在。

余秀華的詩，即使是最率性也最流行的那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也存在著「不被關心的政治犯和流民／一路在槍口的麋鹿和丹頂鶴」這樣的不和諧音，這和她毫不掩飾的情欲訴說構成其詩歌的張力、魅力。更何況在此之上，還有她對自身命運的開放領悟：從她一次次與她的困境的交涉斟酌中、拉扯糾纏中，她漸漸找到了一個自在的位置去嘗試理解命運。在她的敞開中，我們能窺見在相對極端狀態下，命運所流露的兩極：肉體的束縛與精神的放浪。


殘疾帶給她的不應該是同情的加分，而是作為一個詩人對存在更深刻的體驗，這轉化成了她天賦的一部分。所謂「天以百凶成就一詩人」，這句話起碼對余秀華這類逆流掙扎而出的詩人有意義。詩人本身就是渴求更多生命體驗的人，「其心苦、其詞迫」（借汪辟疆形容林旭語），這造就了前半部分的余秀華，而後半部分的余秀華，則是與這苦和迫相周旋尋找平衡，從平衡中製造出積極的美感，這就是現在余秀華可以做、正在做的實驗，也是她作為一個成熟的詩人的自覺性的呈現。在近日余秀華的訪談與其新作可以見得，她有足以勝任我這種期許的清醒。

余秀華的詩裡充滿斬釘截鐵的判斷式抒情，這點與海子、與早期的翟永明相似，看得出其反抗的迫切性、證明自己的迫切性，有時不惜犧牲語言的繁復多姿，卻獲得直爽淋漓的魅力。而那些銳利又矛盾的抒情加速度，又讓人想起鄭單衣與俞心焦詩歌裡那種由自戀帶來的非理性之美。而她迥異於那些男性詩人或所謂強勢詩人的，是她對弱的敏感，就像她最新的詩〈風吹〉裡面，在把平凡的喇叭花隱喻為星空之後，不忘寫到「它舉著慢慢爬上來的蝸牛／給它清晰的路徑」；在〈雪下到黃昏，就停了〉兩次寫到深淵之後，她寫「後來，她看見了許多細小的腳印／首先是貓的，慢於雪。然後是黃鼠狼的／哦，還有麻雀兒的，它們的腳印／需要仔細辨認：這些小到剛剛心碎的羞澀」。

對於關於余秀華詩歌好壞的兩個極端的判斷，我善意地理解為這是一種詩歌觀念的誤會：閱讀落差的產生，很大程度基於雄性詩人（不一定是男的）與雌性詩人（不一定是女的）的落差，進而是強詩歌美學與弱詩歌美學的落差。在中國不少雄性思維的詩人的閱讀期待中，余秀華在其詩歌中的詩人形象是他們難以理喻的，一個農村的、身體殘疾的不年輕的女性，怎麼可能擁有如此強烈的女性意識、情欲自主意識？因此有人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自我放大，但只要有中國農村田野調查經驗的人就會知道，農村女性的獨立抗爭（常常被抹黑為「瘋女」和「潑婦」）絲毫不弱，更何況余秀華早已經是一位自覺的書寫者—精神冒險者。

而在詩歌中，余秀華籍以完成自己的強的，恰恰是美學上的弱。對弱的事物持久深入的關注，小狗小兔、花草白雲都是她關注的對象，她說她「愛雨水之前，大地細小的裂縫／也愛母親晚年掉下的第一顆牙齒／我沒有告訴過你這些。這麼遼闊的季節／我認同你渺小的背影／以及他曾經和將要擔當的成分」（〈愛〉）。但她絕非小情小調地風花雪月一番的詩人，而是賦予這些事物她自己發現的世界觀，讓萬物與她一起自足於、並承擔這個並不完美的世界。我們可以看到，白、白色意象頻繁出現在她的詩中，白是脆弱的、無辜的、甚至是貧瘠，卻又是寬容的、接納其他一切微弱或醜陋事物的，這似乎解釋了她的詩為什麼給予「大眾」安慰，弱之力如水隨勢賦形，我們在余秀華詩中感到的那種「靈動」、「即興」也如此。

她的詩歌也並不雄辯，毋寧說那是一種「雌辯」，訴諸的是詩本身神秘非理性的邏輯，自有其妙。雄辯的詩歌向來為中國當代詩推崇，而余秀華的詩放棄辯論，放棄自圓其說，甚至放棄結論，因此與讀者並不構成一種咄咄逼人的關係，反而聯合讀者一起面對世界之種種不如意，一起去對許多強悍的事物咄咄還擊—即便為雄性思維的人所不喜。

余秀華與中國許多雄性詩人的不同，還集中體現在對情欲的書寫中。在性書寫中，女性詩歌能抵達的高度如果超越男性，可能也是因為她放棄了進攻與索求。在余秀華這裡這點更為顯著，她的情欲渴求明顯是虛構的、無望的，但正因為如此她得以不像大多數男詩人那樣囚於自身欲望、被荷爾蒙驅動著瘋狂，而是基於無望、無所求而得自由，這也是余秀華的愛情詩在二○一四年後半年的飛躍，你能感受她的輕鬆。
最後要提到的另一個落差，來自對生活與詩的關係的態度。我們的「專業詩人」常常忘記了，生活是可以比詩歌更重要的，至少同樣重要—對於余秀華就是如此。她曾寫道：「沒有詩歌，我們怎麼辦？但是我們不會拿詩歌說事。如同不會拿自己漏雨的房子，無碑的墳墓說事。」詩歌給予余秀華的幫助，不只是形而上的慰安，也不只是實現心靈的自由，它還真成了改變命運的魔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