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2004）的初夏，我出版了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十年來，有許多多多朋友跟我說這本書如何改變了他們：有些音樂青年開始關心政治與社運，有些搖滾樂手更相信音樂的力量。然而，這本書改變最大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方向。
剛出版這本書時，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剛進入第二個夏天。本來希望這本書可以在出國之前完成──我出國讀書那年正好是三十歲，所以或許這本書的出版作為我青春搖滾歲月的一場告別，從此專心進入學術生涯。
在本書之前，我只有零星公開發表過一些文章，不論是政治評論、音樂評論，或音樂政治。沒想的是，「聲音與憤怒」出版的第二個月，我開始同時在兩個主要報紙寫專欄。此後，我的軌道越來越從學術往寫作傾斜，並從一個單純樂迷越來越多介入音樂與社運的聯繫。
這十年來，台灣出現劇烈的變動。約莫就是十年前開始，台灣的音樂開始和青年抗議更多地結合，之後我們看到台灣獨立音樂更深地影響青年文化，也看到熱愛小確幸的年輕人如何轉變為憤怒的一代，而在去年爆發了太陽花占領運動。這是台灣新世代所展現出的「聲音與憤怒」。
2008年，《聲音與憤怒》在中國出版，又把我的人生軌道帶入一個新世界。我開始在中國許許多多媒體上寫專欄，結識中國的音樂人、文化人和異議者，進入中國的公共領域。我抱著巨大好奇心進入這個陌生又熟悉的國度，嘗試用寫作去參與此地的社會改變，當然也遭到被打壓的滋味，成為敏感人士。
2012年底因為《號外》雜誌邀請擔任主編，我搬來香港，見證這個島嶼的美麗與哀傷，並且看到一批音樂人如何如何透過他們的音樂，以及他們作為公民的力量，去捍衛這座城市。也許這個體制沒有一時之間被打倒、被轉變，但在這個過程中，人心已經不同，而世界不就是一個個真實的人所組成的？我們改變，世界也就隨之改變。
這就是這本書要講的故事。

2014.12 香港

1.
從來沒想到這本書的完成會在紐約，一個我少年音樂旅程的完美終點。
2002年到2007年，我生活在紐約——這個二十世紀西方文明中前衛與頹廢文化的源泉、華麗與腐敗的肉身呈現，以及六○年代以來民謠與搖滾反叛烈焰的火源。
在這裡，我走過了Woody Guthrie、Bob Dylan、Velvet Underground徘徊過的格林威治村，行過了許多搖滾人棲息過的Chelsea Hotel、約翰•藍儂被槍殺的達科塔（Dakota）公寓門前，以及不遠處紀念他的「草莓園」（Strawberry Fields），並且和許多樂迷一起守望著龐克運動的傳奇酒吧CBGB的最後一夜。
我也親眼目睹了本書中許多搖滾反叛前鋒的表演，不論是改寫音樂史的紐約本地英雄：Dylan、路瑞德（Lou Reed）、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音速青春（Sonic Youth）、約翰•藍儂的妻子小野洋子（Yoko Ono）和兒子西恩•列儂（Sean Lennon），尼爾楊（Neil Young）、R.E.M.、湯姆•莫瑞羅（Tom Morello），或是從英國、愛爾蘭來傳遞憤怒的比利•布雷格（Billy Bragg）、原始呐喊（Primal Scream）、電台司令（Radiohead）和U2。
有些演唱會我無緣到場聆聽，只能在瞥見他們的廣告安靜地躺在報紙角落：Pete Seeger、Iggy Pop、性手槍（Sex Pistols）、大衛•鮑伊（David Bowie），彷彿證明他們確實存在於這個時代。他們在我生活中就如走馬燈般鮮明卻一閃即逝。但無論如何，這個城市讓我確認本書的文字終究不是一場浪漫的虛構，而是真實人物輪番上演的歷史與現實。
在我眼前重現的不只是音樂表演，還有各種社會反抗。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正爆發美國繼六○年代以後最大的反戰運動，人們對六○年代的所有浪漫想像得以再度現身。當小野洋子在紐約另類雜誌《村聲》（Village Voice）刊登全版廣告，在全白版面正中寫著「想像和平」（Imagine Peace）時，我幾乎以為我手中翻閱的是三十年前的報紙；而當比利•布雷格在狹小的舞台上呼籲聽眾參加反戰遊行時，我知道這不是已經泛黃的夢境，反抗就是現在！

2.
如果在紐約完成本書是一大意外，那麼人生更大的意外就是這本書的出版。
大學時期，我以為音樂僅會是一生的嗜好，攻讀政治學且以知識作為社會實踐的武器才是人生的志業。沒想到有機會把這兩者結合起來。
青春時期剛開始聽搖滾時，心中深處當然有著成為歌手的夢想：少年願望是做個在舞臺上翻來滾去砸吉他踢音箱的搖滾巨星，青年時期的想像則是蓄長髮留鬍渣背著吉他走唱街頭的抗議歌手。
因為沒有音樂天賦，歌手沒有做成，只能寫音樂文章這條路。
許多成長的回憶只有零碎而朦朧的片段，但是當時聆聽的音樂卻異常清晰，因為音樂終究是不會消逝的，彷彿電影結束時鏡頭突然停格，配樂卻驟然響起，對影片的最終記憶遂濃縮於這首歌和最後一個鏡頭。於是，這一首首歌曲拼湊起我生命旅程中那些過度曝光而模糊的聲音與光影，以及後青春期的聲音與憤怒。

3.
八○年代前期，小學五年級，我和叔叔去南京東路的「中華體育館」聽日後成為最常來台灣的「空中補給」（Air Supply）演唱會，聽到一半莫名腹痛（不是因為聽了歌），以至於演唱會未結束便狼狽逃出。不久後「中華體育館」被燒掉，也燒毀了我的「空中補給」啟蒙階段。
國中時的鏡頭是陽光燦爛的熱天午後，躺在叔叔的小房間床上，散落一地的是他的黑膠；封面是前衛搖滾的精緻插畫，或者重金屬性意味濃厚的美女封面。房中間則矗立著齊柏林飛船樂隊（Led Zeppelin）「通往天堂的梯子」，讓我可以慢慢地爬上去，逃逸到一個遠離升學體制壓迫的音樂世界。
到了高中，在放學與回家的空檔中，背著書包在台北街頭追趕上個時代的音樂，撿拾前人遺落的精采：在西門町佳佳唱片行搜尋以前本土的搖滾刊物（《搖滾生活》、《小雅》……），或是在大安路巷中沉醉於發行老搖滾錄音帶的「翰江」唱片，或者是在公館「宇宙城」唱片行認真研讀中文側標來進修音樂知識。
在這些文字中，他們說「搖滾是一種生活態度」——但也懵懵懂懂說不清這到底是什麼態度，只知道彷佛是一種不同於流行、一種抗拒主流體制的反叛姿勢。　
進入大學後，我的熱情也從音樂轉向另一個世界：學生運動以及各種抵抗世界的知識。這讓我走入六○年代的西方學運史，然後發現在那個狂暴年代中，燃起熊熊烈火的正是民謠和搖滾。於是，我對搖滾樂的反叛有了更深一層認識，並開始好奇於音樂與反叛之關係。但彼時尚未想過會走上音樂寫作之路。
一個偶然機會改變了我的生涯。從1995年開始讀研究所時我就應邀在時事新聞週刊《新新聞》寫些東西，英國戴安娜王妃過世時，文化版主編希望我寫一篇關於艾爾頓•約翰（Elton John）的文章。我試著把他放在搖滾文化中來書寫這下我開始嘗到駕馭文字的快感與探索搖滾樂豐富文化的樂趣，此後又繼續在《新新聞》和「淘兒」（Tower）唱片出版的雜誌《Pass》寫稿。我開始和所謂的「樂評圈」沾上邊。
1999年，《新新聞》與MTV音樂台合作一個節目，試圖參考美國MTV的「Rock the Vote」（詳見本書第十章），鼓勵音樂青年關心政治，我當仁不讓加入。案子結束後，又參與另一檔MTV的音樂節目「音樂百年紀事：在世紀末回顧西洋音樂史。彼時我正在撰寫關於台灣民主化與政商關係的碩士論文，於是一邊跑圖書館找台灣研究資料，一邊去充滿俊男美女時尚尖端的MTV電視台做節目，日子在人格分裂的生活中逐漸流逝。

4.
除了文字工作，也因緣際會地從事一些接合音樂和政治的戰鬥。
1995年，一位從事政治工作的學長找了我們幾個朋友幫當時在野黨總統初選候選人策劃一些吸引年輕人的活動。我們雖然不見得支持這位候選人，但有人支持我們做一些酷的事，何樂而不為？彼時春天的吶喊剛在南方出現，音樂祭還是島嶼上陌生的想像，我們決定舉辦一場「轟炸台北——青年文化藝術季」。
活動三部曲是：夜晚在大安公園舉辦一場新舊非主流串聯的搖滾音樂會，下午是從中正廟出發到大安公園沿街進行卡車搖滾表演，在卡車搖滾後和演唱會開場前是台灣電子音樂先驅者DJ @llen的trance party。台北雖然沒有被炸成廢墟，搖滾與電音卻首次用狂歡的姿態攻佔大安公園和台北街頭。
更值得驕傲的是，當時受邀表演的樂隊「觀子音樂坑」後來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樂隊「交工」，通過試唱帶甄選參與卡車搖滾的「瓢蟲」則成為台灣九○年代末最閃亮的女子搖滾樂隊。
當然，這場文化藝術季終究未讓候選人初選過關，更無法帶來政權轉移。但是就在那一年，台北的音樂地景卻真正地逐漸出現一場革命：許多另類樂隊開始一起「轟炸」台北（北大專搖滾聯盟、台大酒神祭、在台灣沃克的「自己搞歌」、當時地下文化高潮的破爛藝術節……）；在城市的中心，反對黨市長推動空間解嚴，讓年輕人在曾經肅殺冰冷的「總統府」前狂歡熱舞；在城市邊緣則有是剛興起的rave party；而另類青年文化刊物《破報》也是從這一年創刊，成為這些音樂地景轉變的關鍵記錄者與推動者。
而我唯一一次從寫作者成為「演唱者」，是1996年誠品在敦化南路舉辦了一場「夏日嬉戲」活動，《破報》邀請了香港老牌左翼樂隊「黑鳥」來演唱。在那個因為過於悶熱以至如今回想起來竟被蒸發的汗氣搞得有點模糊的夜晚，「黑鳥」在表演最後演唱了〈國際歌〉，並邀請台下觀眾一起上去唱。於是在一些朋友的推擁下，我也激動地跳上狹小的舞台，一起唱著：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2008年，受黑鳥郭達年之邀，我和農村武裝青年去香港參加他所策劃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大家再次一起在台上合唱！）

5.
如果借用政治資源進行的音樂政治行動，證明了這種實踐方式的局限，我也有機會嘗試從社運出發結合音樂。
1999年到2002年，我先後參與兩個台灣重要社運團體出版音樂專輯的策劃。首先是由「勞工陣線」出版、王明輝製作，通過廣泛向民眾徵求歌曲的方式所完成的專輯《勞工搖籃曲》。第二張是由「台灣人權促進會」出版，由朱約信（豬頭皮）邀歌、製作的專輯《美麗之島人之島》。這兩位製作人也是台灣從八○年代走來少數始終堅持社會理想的音樂人，這兩張專輯也某程度上總結了九十年代台灣零星的抗議之聲。
除了沒有直接音樂創作這條路以外，我算是嘗試了從政治介入、從社運介入，乃至從音樂媒體介入音樂與反抗，也開始思考各種介入方式的可能和局限。不過，對我個人能力而言，更有效的、更能影響大眾的或許還是文字。
對我而言，持續寫下去的動力只有一個，一如我曾經歷的不同戰鬥位置——不論是學術工作、媒體工作或者其他社會政治運動——目標都是要推動這個社會往更理想的方向前進。我聽到這麼多音樂、看到這麼多音樂工作者，是如此奮力地為改變世界而努力，所以抱著一份感動與大家分享這些音樂與他們的努力，並且激勵更多人對改變世界也抱持著希望。
於是有了這本書。

6.
這本書最基本目的能書寫搖滾樂中政治與社會實踐的歷史，並檢視從六○年代至今各種不同的介入策略和實踐可能，來挖掘音樂作為一種反叛能量的可能性和局限。
因為每個年代音樂政治的面貌並不相同（請見導論篇），且越早期的歷史，既有的書寫也越多，所以每個年代的寫作方式和分量有所不同，本書許多有關九○年代至今的搖滾反叛故事和分析，相信是首次出現在中文世界。
（2010年出版的《時代的噪音》補上了更多六○年代與之前的重要音樂人的故事。）
本書的主要限制是集中於「白人、男性、英美」。在其他國家有更多可歌可泣的音樂反抗故事，而不同音樂類型也深富激進政治的內涵，然而，本書以英美主流音樂體制中的創作者為主，除了個人視野的侷限，也更可以突顯這些有反叛意圖的音樂如何與主流商業體制之間的矛盾關係。

7.
這本書的誕生，最要感謝十多年前邀我出書的何穎怡，她在寫作與編輯過程中給予我很多意見，也感謝第一版的商周出版社編輯賴譽夫。王志弘的設計更讓這本書獲得了很大注目，很高興這本十週年紀念版能再邀請他設計封面。
本書出版後，獲得許多人的鼓勵與肯定，包括《聯合報•讀書人》（現已沒這個版）頒發的年度十大好書，以及如許多音樂人和樂迷的喜愛與支持，讓這本書每年持續有人購買。是你們讓我認識到文字與理念的力量。
也因為這書仍然有新的讀者，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增訂。這本十週年紀念版是全新增訂版，舊文章經過重新潤飾、增加資料，最後一部分「更多聲音、更多憤怒」則新加入了文章，並且主要是在英美之外的地區：從冷戰時期時期的捷克、東德，當前普丁時代的「陰部暴動」，到軍事威權時期的智利和巴西。也因為2010年我出版了另一本書《時代的噪音》，所以本書也調整了部分內容，減少兩者重複。現在兩本書是高度互補的：《聲音與憤怒》是以事件和現象為主，《時代的噪音》則是講述不同時代的音樂人故事，讀者可以參照看。
我曾說過，我最想書寫的當然是台灣版、甚至華語世界的「聲音與憤怒」，而相信那本書已經在不遠處，我會繼續努力。
感謝推薦本書的音樂朋友，是你們的音樂啟發、感動著我們，讓我們可以勇敢地抵抗這世界的貧乏與不義。
最後，我要將這本書獻給我的妻子 Amy，謝謝她讓我在對世界憤怒的時候，能擁有一個不只是小確幸的美好人生。未來每一本書都會寫著妳的名字。

初版於2004，紐約
修改版2014，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