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打牛湳村〉在文壇奠定位置之後，他的小說便未嘗須臾偏離台灣社會。在那時代，很少有年輕作家敢於揭露破敗農村長期遭受剝削的真相。宋澤萊在到達一九八○年代之前，就已完成《打牛湳村系列》、《等待燈籠花開時》、《蓬萊誌異》的傑出作品。雖然他為這三個軸線分別命名為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三個時期，對台灣社會表達的關懷卻毫無二致。技巧或藝術上的定義，完全不能遮掩他的入世行動。或者確切而言，如果宋澤萊是台灣意識的重要旗手，他在一九七九年之前的書寫工程早已擘劃他的思想內容。與同輩作家比較，他的小說風格誠然貫徹了他的精神與意志。
在干涉現實之餘，他的文字總是潛藏人道主義的宗教情懷。無上的救贖與無邊的黑暗，構成他小說中的相互拉扯而顯現無比張力。內在的辯論以不同的形式、故事在他的文字裡不斷湧現，尤其進入一九八○年後更為顯著。整個世代在價值觀念上產生巨變，絕對與外在現實的重大事件息息相關。宋澤萊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再也毫不掩飾他的戰鬥批判性格。然而，他並非是單獨一人有此轉向。凡是在一九五○年前後出生的那個世代，無論在島上或海外，都同時承受美麗島事件所挾帶而來的歷史衝擊，每位作家因悲憤而在思想上出現劇烈迴旋。宋澤萊是其中旗幟最為鮮明的一位，既投身於小說創作，也挺筆介入文學評論。
宋澤萊的評論，並非停留於文字藝術的剖析，而是以人權的普世價值來檢驗文學。這樣的批評路數，不僅針對事件後所顯露的精神創傷，也指向往後台灣文學所崛起的新世代。他的行動絕對不是孤立，而是在於延續美麗島運動所標舉的人權精神。他的轉向，可謂用心良苦。當爭取人權的政治運動遭到重挫，他繼之以文學形式維繫其精神於不墜。自稱體質衰弱的宋澤萊，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一掃過去的陰霾之氣，為當時已呈力竭的台灣文學注入前所未有的批判。
他向文壇繳出一冊雄辯的《誰怕宋澤萊》。書中所收的論文，一時驚駭向來極為持重的前輩作家。以自己的筆名刷印在書的封面，就足夠表現他過人的勇氣。筆鋒所過之處，橫掃了葉石濤、陳千武、陳映真、七等生、楊牧的文學信念。在八○年代漸成氣候的統獨兩派文學，都被他納入批判的行列。宋澤萊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人權派。對他而言，文學之為文學，並非只是負載意識形態而已，重要的是能否以人道精神看待作家所處的社會。如果文學不能面對傷痕，不能治療傷痛，卻只是在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上游移並猶豫，就不可能帶來救贖的力量。
對於當時正在撰寫台灣文學史的葉石濤，在書中被批判為「老弱文學」。文學不能永遠停留在揭露人性的黑暗與社會的黑暗，卻未對自己的生命的徹底反省，將陷於絕望與絕境。他在書中說得非常明白：「我倒覺得作家的條件是對自己有反省，對有限的自己有謙虛，對他人的悲慘有同情，對世界的生老病死有哀悽，對無限的自由有嚮往，對萬物有愛情，對世界的不平等有義憤。」這是宋澤萊首度對自己、對讀者揭示的宗教情懷。也正是在此情懷的驅使下，他無法接受葉石濤的文學信念之欠缺救贖力量。不僅如此，對於陳映真把台灣的民主運動簡單概括為「民主資產階級」，更是表達極大不滿。如果民主運動的目標在於提升人權價值，則陳映真的袖手旁觀與虛假階級意識，只不過是一種精神囈語。
從強烈的批判精神，宋澤萊開啟往後他在宗教信仰上無盡無止的追尋。要理解他在二十一世紀的小說書寫策略，就無法避開討論他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決裂點。當他為自己立下批判的範式，日後的詩、小說、評論便再也沒有離開台灣社會。從詩集《福爾摩莎頌歌》作為起點，他開始使用台語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說，這冊詩集把他帶入「台灣情感的中心地帶」。他的文學動力進入了飛躍時期，關心社會的層面不斷加寬加大。一九八五年完成的《廢墟台灣》，幾乎就是電影《日本沉沒》的台灣版。它可能是到現在為止的唯一反核小說，既揭發台灣人在經濟上的貪婪，也警告台灣人對土地的傷害。它所引起的關注，對後來的反核運動頗具推波助瀾之效。幾近科幻的這部小說，展現了宋澤萊的文字想像，以及他對台灣未來所抱持的危機感。更重要的是，他的台灣意識不再停留於庸俗的政治層面，而是突破個人的信念，使文學救贖擴充到整個歷史命運。他的勇於實踐，在此獲得有力印證。
然而，八○年代以後的宋澤萊，帶給台灣文壇的最大訝異，莫過於他在佛學的浸淫，並由此而延伸出來的文學體驗與思想實踐。很少有一位作家能夠像他那樣，在堅持宗教信仰之際，對於文學創作仍然還是緊抓不放。每部表現宗教關懷的作品，包括《禪與文學體驗》、《隨喜》，以及引發爭論的《被背叛的佛陀》，都顯現了他對佛學的專注投入。佛學可以使人的心靈超越世俗，但是，他在實踐之餘，卻從未超越台灣格局。當他以出世的態度與原始佛教展開對話，並沒有捨棄對台灣社會的關心。或者，確切地說，他的宗教情懷是具有清楚的國籍。充滿台灣意識的宗教觀，再次證明他堅持文學的救贖觀念越來越強化。清楚理解台灣歷史苦難的他，縱然如何抱持何等出世的態度，對於自己身處社會的關心始終是入神而入世。
使台灣文壇感到震撼的是，這位精通佛學的作家，在一九九二年竟陷入困頓狀態，即使他能提升自己抵達無上的阿羅漢境界，卻無法解除他已有家累的事實。這種世俗的羈絆，並不能協助自己完成真正的昇華，反而造成「肉體病變」；一如他自己承認，患了一次腎結石，又為自己帶來嚴重胃酸。他捨棄十餘年的佛教追尋，在一九九三年竟然感覺基督教的「聖靈實體降臨下來」。從一位佛學作家轉向成為基督教作家，可能是台灣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事。然而，沒有經過親身的體會與覺悟，可能會視為神祕的事件。但是，對於一位在精神與思想上產生會通的作家，或許不是奇異的經驗。沒有穿越如此奧妙的轉折，宋澤萊就不可能到達《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
長達二十餘萬字的這部小說，幾乎可以說是他文學經驗的集大成。全書主旨環繞台灣的黑金政治，以選戰為中心，直探社會底層的貪婪慾望。小說筆法融入現代主義、寫實主義、魔幻與偵探的種種敘述技巧。他忠實於自己的聖靈體驗，也忠實於自己的社會經驗。他的小說是要寫給教外的人來看，但不必然是寫給台灣以外的人來看。歷史的體悟，使他的宗教小說永遠貼近台灣，而且是赤裸裸貼近台灣的政治現實。具體而言，在他的信念裡，他優先要使台灣獲得救贖，然後才能及於其他。因此，他的宗教精神完全不可能像外國傳教士那樣，可以捨棄自己的鄉土，遠赴異國去宣揚神諭。他的宗教與文學，牢牢根植於台灣這小小海島。這種具有國籍的信仰，完全迥異於基督教傳統。這正是宋澤萊的文學特質，沒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夠輕易模仿或取代。
從這樣的理解來觀察，宋澤萊在二○一○年即將發表的長篇小說《天上卷軸》，便是值得期待的全新作品。從第一部〈迷離花香〉的故事，幾乎可以窺見他入神而入世的風格。據說這部小說還在撰寫，現在發表的六萬字成稿，已經預告將是一部氣魄與格局甚大的故事。書信體的這部小說，是一位名叫阿傑的基督教徒，寫信給麥格那牧師的長篇告白。阿傑是一位戰後出生的台灣知識分子，他之信仰基督教，與一位美麗女性潘紫音的點撥息息相關。
整個故事以雙軌敘事的方式開展，一是二○○四年的選舉持續了綠色執政，一是阿傑這位藍色陣營人物無法承受本土政權的崛起，而開始尋找失聯已久的夢中女性阿紫。敢於斷言這是格局巨大的小說，在於整個故事寫到六萬字時，阿傑仍在依循神蹟式的花香去尋找阿紫，卻還未確定她的蹤影。在尋找過程中，阿傑反覆表現了他對綠色執政的厭惡，彷彿遭到天譴一般，甚至還數度否認自己是基督徒。這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台灣政治的最佳寫照，也是當前台灣知識分子意識形態迷障的最好反映。在敘事過程中，毫不避諱描述神蹟的出現。但是，他並不傾向於魔幻技巧，而是回歸到素樸的寫實手法。
由於小說還停留於未完階段，任何臆測都有可能落空。但是，進入五十歲後半期的宋澤萊，創作能量未嘗稍緩。新小說或許將成為另一傑出作品亦未可知，畢竟故事所觸及的議題，頗為引人入勝。從七○年代就已整裝出發的他，小說技巧變化多端。在創作之餘，又涉入評論工作。宋澤萊之迷人與惱人，就在於他以各種文體干涉政治、干涉社會，而且引發不計其數的論爭。他的宗教信仰，由佛教轉入基督教，更創造了他文學生涯的神奇，以宗教關懷來追求救贖之道，卻又全然沒有犧牲文學應具備的藝術分量，這正是宋澤萊成為宋澤萊的最大魅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