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在柏林電視塔上用餐，那時的東德女服務生客氣學著西邊的人詢問：「菜好吃嗎？」我們才說有點鹹，她便變了臉色，「那為什麼不自己在家煮？」那時的鄰居是IBM的經理，他經常到萊比鍚出差，負責教統一後的德東人如何與國際客戶來往，他把客戶名單全列出來，發給德東的行銷部門。二個月過後，那些人都沒進度，他開始覺得奇怪，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不知道怎麽撥打國際長途電話。
但那是十八年前，現在應該沒有這種事情了。今夏，我坐在柏林Schönhauser Allee一家咖啡館的露天座上用餐，一位路過的中年男士上前搭訕，他問，可以向我訴說他的人生故事嗎？前東德祕密警察，到現在不知道泰國或台灣在那裡，以及，他也問，為什麼大家都愛喝薑茶？他從前就業時必須花好多年學讀唇語，為了在遠距離便能知道別人在說什麼。而為了贏得我的信任，他把身分證拿出來，我不想看，但他說，這是唯一可以證明他並非歹徒的文件。「你知道以前我們如何把一個人搞瘋嗎？」天啊，我怎麼會知道？「你只要趁他不在家時去他家浴室，將他的牙刷天天換個位置。」
婚後我一直住在慕尼黑，因為明夏是慕尼黑人。他和一整群慕尼黑朋友看不起柏林，柏林在他們眼裡毫無是處，沒有文明。那裡的人只吃咖哩香腸，不知德國食物為何物？連Wiener Schnitzel也不賣，因為小牛肉太貴了！你要喝啤酒？只有一種，而且一切得自助式服務。真是粗糙啊，他們經常故意在我面前批評柏林。
那麼多年我們因此留在慕尼黑，住的地方離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排練的劇場不遠，我以前也不太明暸他那巴伐利亞叛逆的觀點。沒錯，那是他個人美學，他說，電影便是Holy whore，他不是那麼在乎別人的真情，可能也不在乎自己？可我要在慕尼黑住上近二十年才知道，原來他要說的只是迫害者與被迫害者之間的故事。而且我開始喜歡他。
迫害與被迫害，或者倒置，或者共生，這便是德國民族的命運原型。當年，希特勒屠殺數百萬猶太人，怎麼沒人反抗？有的，索爾（Scholl）兄妹在慕尼黑大學散發傳單，施道芬貝格以行動暗殺希特勒，他們皆未成功，且很快便成仁。但他們讓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不是那麼冷漠無情，這個世界也不是完全沒有理想。
而只有柏林有那樣令人難忘的屠殺猶太紀念碑和紀念館，也有一個我很喜歡去散步的圍牆紀念公園。
現在我愛柏林，與溫德斯(Wen Winders)沒有關係，因他拍的《柏林天空下》或稱《欲望之翼》（Der Himmel über Berlin），我雖喜歡，但那是八〇年代的柏林，與今天的柏林完全不一樣。我又坐在往西邊萬湖的地鐵，三位男人，一位約五十歲，一位約三十歲，一位約十歲，三人就坐在我面前的座位，他們沿途瞪著我，我也回瞪著他們。我要下車前，三十歲的男人終於發話了：「小姐，您可以安慰我們嗎？我們的女人全跑了。」
過了幾天，又在Ｕ２線，一群俄國人坐在我前方，他們或談話或沉默幾乎像麥雅候德的劇場表演，男人對我說俄語，我完全聽不懂且必須下車。坐在我身邊的年輕男人跟著我，他問，你要去那裡？我以他的問題做答案，你要去那裡？他剛剛從一個性感內褲派對出來，現在要回家。性感內褲派對？是的，參加者無論男女都只著一件內褲。一位著名德國現代舞團的舞者朋友說：「這有什麼稀奇？上次我們舞團在柏林慶功，那是Orgie的派對，人們有可能就在你面前性交。」
哦，抱歉，這些不是典型柏林生活。
典型的柏林生活。你在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Tor）露天看世界杯足球轉播賽，旁邊的男人在德國國家隊進分後，興奮地和每一個人握手，然後還請你喝咖啡。原來他來自前東德，今年四十五歲，我問他，統一二十年了，他現在的感覺如何？他說，「終於趕在最後一刻跳上列車，」那就是他真實的感受；過去二十年，他學會報稅和買保險，並且轉型為電腦程式設計師，他開始喜歡現在的生活。
他來自前東德的德列斯登，你知道奧古斯都大帝（August der Starke）嗎？知道麥森瓷器（Meissen）？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這裡本來便是文化古都，現在全變成消費主義的祭品。是什麼時候開始？所有的德東城鎮都是同一種面貌？像迪士尼樂園？我們再也不知道人性和風格了。而且，東德放棄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放棄了一切，就為了那不悔的愛情？西德從來沒有真的愛過東德？到今天都沒有。
而我和一位德國畫家蘇斯麥雅（Florian Süssmayr）在深夜聊天，我們走過亞歷山大廣場，他畫足球場，他畫啤酒園，是的，他來自南德，而他賣畫的地方不是柏林，是紐約和東京。他畫的便是德意志生活，而我仍然用那個德文字形容他的作品，這個我無法傳神翻譯的字，Gemütlichkeit，那便是我認為德國文化和精神起源。我愛蘇斯麥雅和我愛徐四金是一樣的意思，我也愛莎夏．華爾滋（Sasha Waltz）。
我又和莎夏．華爾滋坐在地鐵車廂內，我們的話題轉至柏林的冬天。我說，十一月肅殺而嚴酷，她說，不，三月，那時你以為一切都過去了，但那種徹骨的寒冷才讓人絕望。前幾年，我們曾一起走在永康街，她買了一尊隋朝的觀音像，那幾天內，她的作品《肉體Körper》裡的牆在國家劇院轟然倒下時，台灣的觀眾全屏息了。
我還在夢中說那複雜的德文嗎？我想不起來了。我最後一次聽華格納是什麽時候？你是不是就只能愛德國男人？一位路人，一位說自己來自喀麥隆的男人在路上問我，我快步走開，權充回答。好吧，我告訴你，我第一本外國文學是赫塞的《徬徨少年時》（Demian）。是的，是赫塞，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不是湯瑪斯曼和布萊希特，也不是尼采或叔本華，讓我知道德國人的自覺和自省。而或許因為這些人，而使我大半生住在這裡？還是，我不該和德國人結婚？
沒有抱怨，沒有，雖然我更愛義大利，但我對德國還算忠實。是的，柏林人會在街上拿著啤酒瓶對嘴喝，很多年輕人也酗酒，俊美的龐克乞丐在路旁對我微笑，「吻我，或給我一歐元，」是的，這裡粗魯盲目，但也種族多元；這裡這麼大，也許太大。街道這麼寬，或許太寬。這裡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我走過Kastanienallee，我走過Kollwitzstraße。現在我站在Hufelandstraße街頭，《再見列寧》的男主角Daniel Brühl住在這裡，《香水》的導演Tom Tykwer也是，他們常在這裡喝咖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也在這條街開拍，所有的德意志生活都發生在此時此刻，都發生在我身上。
我擁有如是的德意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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