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春明的長孫要出生了。這老傢伙竟然一本正經、老腔老調地訓起兒子：「小孩生了，別指望我們替你們帶；我們老了，哪裡來的力氣？」

一幅老封建的樣子，氣得尤彌幾乎發起火來。等國珍他們回去了，便數落他說：「沒見過這樣做老子的！你難道不會講幾句好聽的話嗎？讓媳婦感到多麼難堪！」

我在一旁插嘴說：「不要理會這老傢伙，又頑固，又封建。一切等著瞧好了……」

一個多月後的大清早，孫子來了，這老傢伙也不管我睡醒沒有，就立刻打了電話過來。見了面嚕囌個不停，還說一抱孫子他就像全身通了電流，和孫子兩人融成一體。語無倫次地興奮了半天，又像寫小說那樣，告訴我那天晚上，一閉上眼就看見一個小娃子向他奔跑過來。越說越得意，一天不到，就澈澈底底地成了一個神祕主義者。從此以後，三天見不到孫子，便全身不自在。這下輪到我對他說：「春明，咱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孫子可愛，一個月來看一次就可以了！」他兩眼一瞪，連叫「黑白講！」一幅像要打架的樣子。

春明有一篇小說，叫做〈兒子的大玩偶〉，從此他又心甘情願地扮演著另一部小說：〈孫子的大玩偶〉。

這就是黃春明，跟他在一起不用講甚麼大道理，講了也是白講。他為人做事自稱有從他奶奶那裡承襲下來的道理；經常帶有迷信玄虛，雖然土得令人不堪，他也毫不在意。他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黃大魚，起源於他有一篇叫做〈魚〉的作品被選入了國中課本，所以他的布偶戲班、歌仔戲班統統以「黃大魚」命名。我們叫他黃大魚，則別有用意。他是純粹鄉下人的性格，鐘錶之於他一點沒有用處，約他辦事，先要照會尤彌，否則十之七八準會忘事。因此沒有那個機關他能長久待得下來。他寫稿入迷了，真是六親不認，經常變卦，成了混水摸魚的「大魚」。有時這「魚」字也當作「愚」字來解，別看他貌似精明，好像混過江湖，有時也笨得令人發笑。出外之時，尤彌怕他迷路，特地要他帶上手機，結果手機響了，不知如何打開，就只好往地下摔去。汽水瓶打不開，就用牙齒去咬，結果一嘴爛牙拖了好久才被拉去補好，一段時間被人當作「無齒（恥）之徒」。他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就自我發明以毒攻毒的辦法，猛吃甜食。他有軟弱的一面，遇到無能為力的事情，就大智惹愚地假裝糊塗起來。
他這樣的性格，有時也會穿幫。他的朋友，有很多不知道他有糖尿病，常不時地送些巧克力、花生酥之類的甜點過來。他的小兒子國峻就很快把它偷偷吃掉。他一看冰箱的甜食沒有了，以為國峻愛吃，便買了一些放進去，國峻檢查冰箱，又再次把它吃光。於是他又買了一些放進去。……幾次之後，他對國峻說：「想不到你這麼愛吃甜食？」這下國峻火了，大叫：「我那裡愛吃？還不都是為了你。」

從這些小事就可想見黃春明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了。


黃春明是出生、成長於台灣宜蘭的作家。我們所以要標出他的籍貫，實在是這與他的作品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台灣最早是以移民社會的性格出現在歷史上的。到了近代，它又成為殖民主義者獵取的對象，長時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這些再加上當代工業主義和消費主義對它所作的傷害，就使得這個被稱為「福爾摩沙」的寶島不僅在外貌上有著大的改變，而且還對那裡的人與土地的本質作了澈底的破壞。這種發展如果以經濟主義的觀點而言，也許可以稱之為上升的時代，若就生存的意義而言，那卻使人面臨著「沉淪的困境」（借用經濟家宋巴特W. Sombart的意見）。台灣近代以來的種種，正真真實實地替歷史作了血淚的見證。

宜蘭是台灣最遲的移民世界，也是殖民主義、工業主義、消費社會較後進入的地區，由於開放得較遲，才讓我們能夠在眾多的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事事物物間見到最淳樸、最真摰的倫理關係，以及在這種困境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黃春明被人稱之為鄉土作家、他的作品最讓人有深刻的印象者，正在於經由他的作品對此有了真實的認識和反省。

近代文學就其內涵而言，大多是都市文學；即連邊野地區，由於受到大眾傳播和消費生活形態的影響，也仍然是以都市人的價值觀念來論斷世間的事事物物的。使得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一切作為，一下子就由相互關懷的關係改變為利益的關係。這是對人與人、人與土地等等的倫理關係的大破壞。連帶著也使它們的審美意識成為市場價值操作的一支，於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食物呈現的只是眾多烹飪作料所給予人的感受，人的面龐、姿態所呈現出來的只是各種化妝品堆積而成的假象。無所謂真實，無所謂尊嚴，無所謂生動。這就造成了人的澈底異化。異化的人生產生異化的世界，異化的世界製造出異化的知識。在這樣的知識中，即使人們對世事具有清晰的邏輯和實證的瞭解，卻無法在其中見到真實的價值和意義。譬如在費孝通那樣傑出的社會學者的著作中，雖然使我們對鄉土世界的解說，有著很明白的認識，但從其中所感受到的卻只是概念的敘述而已，並無從在其間感受到血肉相連的激動。那是死的倫理學。又如在一些左派的對鄉土世界的解說裡，我們所感受的也只是到某些政治語言的挑動，而無法對那世界的種種得到生命的真實體認。

黃春明的鄉土小說不是知識的，也不是政治的，但卻能讓人對那裡的人與事有著真實的感受，在其中我們幾乎見不到多少理論式的解說，卻讓人直接地在那些人物和事件中，領會到他們生命與生活的無奈和厚實；即使其中有些是那樣拙樸，有些是那樣卑微，但卻都是堅堅實實的存在。

發表於一九六九年的〈鑼〉，是黃春明創作的一個高峰。在這之前，他發表過〈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看海的日子〉、〈魚〉、〈兒子的大玩偶〉，在這之後，他發表了〈莎喲娜啦•再見〉、〈小寡婦〉、〈我愛瑪莉〉等作品，把他寫作的領域，由原來的小市鎮擴大到幾個（特別是台北）那樣的大都市，和跟他同時代的陳映真、王禎和、七等生一樣，在他們的小說中都呈現著兩個世界，一個是台灣首善之區台北，一個則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小市鎮。陳映真筆下的鶯歌，王禎和的花蓮，七等生的通霄，黃春明筆下的宜蘭。都一一地以不同的階層呈現出當前台灣的面貌與情調。

黃春明筆下的宜蘭，就廣義而言，指的是台灣東北部的蘭陽平原；這裡除了那一大片土地和大海外，更包括了宜蘭、羅東、蘇澳、頭城幾個主要的市鎮。那不僅是一個開發得較晚的移民社會，而且一直保持著小農社會的秩序和情調；那就是經由辛苦的開拓和長期的互相依賴所建立起來的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的相生相養關係。關於這一點，從早期的〈青番公的故事〉、〈魚〉，到〈死去活來〉、〈放生〉、〈呷鬼的來了〉，都一直流露出來。由是而使得他們之間這種類似於血肉相連的關係，一直保持著和諧與平衡。如此不僅人有了尊嚴，即山、水、樹木、各種事物也莫不有了意義，彼此相互尊重著。黃春明筆下的鄉土雖然經常出現一些類似迷信的語言和行為、滑稽和可笑，但它所以讓人不把這些視之為笨拙與難堪，就在於在那些人與土地、人與事物的倫理中讓人感到了溫暖。而且還在其中感受到充滿韌性的生命力。有了這些，一個具有人性的社會才能由開拓而發展開來。很多人所以願意在這塊土地上，由生於斯、長於斯、而最後也願意落葉歸根地死於斯、葬於斯，其原因固在於此，而這塊土地上，每逢遭到災難、受到破壞，很多人願意犧牲奉獻，從枯萎、死亡中再予以重建，其原因也在於此。這不僅是人類最單純最原初的鄉土之情，結合起來，也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由「既濟」到「未濟」，由「未濟」更進一步創造、發展力量的根源。誰能循著這一情懷和精神發展下去，誰就能帶引這個族群走出苦難，歷久常新。相反的，誰要違反了這一情懷和精神自以為是，雖然在鬥爭、殺伐、征服之中也能獲得一時的繁榮，到最後卻必然要走上衰敗和危亡。這就是黃春明透過他的鄉土人物、鄉土生活、鄉土經驗、鄉土歷史所體悟的倫理精神。
在這些作品的人物中，青番公是那群人的根本型態，也是那一社會的存在的基礎，他坦然、堅忍，生命和作息一直與大自然結為一體。他們那一代人物看起來不免讓人有愚笨、保守、迷信的感覺，但是他們的這種本質卻正是人類幸福開創所不可缺少的；這些，再加上台灣移民社會的經驗，就匯合成為台灣發展的根本力量。這種力量並不單單指的是經濟力量，最重要的是一種人的品質。沒有這種品質，人的尊嚴是根本不存在的；沒有獨立和尊嚴，這個社會不管如何一時取得物質的繁榮，變來變去也是絕對沒有前途的。因此，在黃春明的小說人物中，最引注目的便是他們人格上的不屈。正因為要保持這種尊嚴，才會有黃春明筆下的那些人物的出現。像〈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溺死一隻老貓〉中的阿盛伯，他們雖然卑微、雖然經常處於無奈和自嘲，甚至有時頑固不化，但他們在困境中所流露出的純潔、自持、一直堅守人的意義和淳厚，便不能不讓人為之感動和感慨。即使像〈兒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樹和〈鑼〉中的憨欽仔等人，雖然他們仍然在委屈中掙扎，在掙扎中自嘲，在自嘲中也偶爾自憤，但大致說來他們還多多少少保留著青番公和白梅、阿盛伯的餘緒；雖然這一些常不免讓人有著無奈和蒼涼的況味，卻仍然讓人見到那些尚未摧殘殆盡的生機。這生機或存在於那些人物和社會的體質之中，或顯現於那些社會仍然保持的傳說、習俗或「迷信」之中，一直都呈現著它們的鄉土氣質。有了這些，才能使人抱持悲觀但不「絕望」的關懷，面對當前的紊亂而不會失去對人世的信心。這就是黃春明在小說中經由「祖父母──父母──兒孫」的發展過程，追尋這一根源的用意所在。所以，就某一層面來說，我們可以說黃春明是一位懷舊的感傷的鄉土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就此而下定論，便是小看了他。黃春明在作品中所顯示的不僅僅只有這些，他具有穿透工商業文明的力量和智慧，所以他以鄉下的宜蘭人進入並成為大都市的宜蘭人，然後，在不安、焦慮、絕望之中，又回歸於另一個變了樣子的鄉下宜蘭人。說他反璞歸真，似乎把他說得太飄逸了。他不是七等生那樣的〈來到小鎮的亞茲別〉或〈隱遁的小角色〉，他也不像陳映真那樣，由絕望於近代工商業文明而嚮往於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動，他更不像王禎和那樣由絕望而選擇隱忍的道路。他因為扎根於宜蘭那樣的鄉土，與那裡的土地、大海、人物、習俗、迷信等有著血肉相連的倫理關係，從中體認到無限的親情，而與之割捨不開，由此也就在其中看到了希望，不會對目前的社會採取連根拔起的態度。就這一點來說，他某些地方像舊俄的屠洛涅夫和契訶夫，有些地方更接近於三○年代的沈從文。

舊俄羅斯的鄉愁是屠洛涅夫作品的主調。這種鄉愁，在托爾斯泰、契訶夫，甚至在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都普遍地呈現出來。關於這一點，人們不應該以階級的、黨派的、經濟的觀點去對之作出評判，而應該從真實的人性來關懷它們。俄羅斯的鄉愁包含了對那片土地、歷史、人物、習俗……等等的深情；這是俄羅斯的靈魂。不用多說，只要一讀屠洛涅夫《獵人日記》中的〈活骸〉、〈白靜草原〉，或托爾斯泰的《高加索故事》就可以有著深切的領會。但是，關於這樣的鄉愁和關懷，在五四作家和一些後起的城市作家，例如郁達夫和張愛玲的作品中卻怎樣也找不出來（沈從文不然，這是他可貴的地方）。郁達夫的作品主調，是澈澈底底的挫敗、茫然、無望；這特別顯現在他的〈過去〉、〈遲桂花〉、〈在北風裡〉裡。於是，在那樣的現實條件下，他只能走上〈茫茫夜〉的頹廢道路。張愛玲的作品中所顯現的，也只是在都市人的瑣瑣碎碎中糾纏，「一步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至於姚雪垠等人的鄉土小說，事實上寫的只是美化後的游民階級。而在更晚的趙樹理或浩然早期的作品（如《豔陽天》、《金光大道》）中，雖有著中國廣大土地的情懷和鄉愁，但那不是主調，而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有人（特別是大陸作家）認為：黃春明筆下的人物有些像魯迅筆下的阿Q；甚至說坤樹、憨欽仔等人是《阿Q正傳》在台灣的翻版。其實不然，阿Q的品質是澈底的麻木、澈底的敗北，而且在心靈中根本沒有了是非。假使把阿Q看成一個民族的原型，便不免會對自己的民族前途感到絕望，因為，如果阿Q成為現代人的化身，便必然會成為低劣的國民。沒機會固無所作為，有機會也同樣無所作為。這樣的人物，即使學會說各種漂亮語言、熟悉各種物質文明之技巧，在本質上卻找不到一絲一毫的尊嚴。所以，就個人而言，他是有奶就是娘，投入某一團體，也只有權力利益之是圖。而一個到處都是阿Q的社會，其發展之結果，必然會帶動一個暴力的、蠻橫時代的出現。為什麼呢？因為阿Q的麻木無知是原始性的麻木。發展下去，這種麻木無知一旦掌握了權力、技術，享有了特權，就不免會由這種麻木轉化為自得、自毀，並且以毀人、整人為樂。要不然，一旦失勢，也必然「以屈辱為榮耀」，無所不為。而這樣的類型，正好在當代的俄羅斯和中國的革命現實中得到了印證。這是我和春明在對話中得到的疑慮。不僅如此，他還擔心阿Q主義的另一形態也會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地出現我們即將到來的社會上。因為，絕對的工業化必然產生絕對的消費主義；絕對的消費主義必然產生絕對的拜金主義；必然的拜金主義遲早把人性乃至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基礎澈底摧毀。這一發展趨勢，十九世紀的舊俄作家中已經有所預感，杜斯妥也夫斯基不用說了，即契訶夫，也多多少少在他的嘲諷中流露了無奈。在《櫻桃園》裡，櫻桃園將被剷除建立工廠，新一代在歡呼，老一代在感傷。那不是一般的感傷，而是一種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即將在地球上消失。不了解這一點，我們便不了解契訶夫沉痛之所在。而在這一方面，五四時代和三○年代的先行作家，除了吶喊、徬徨、憤慨外，似乎都繳了白卷。魯迅〈阿Q正傳〉式的關懷如此、聞一多〈死水〉式的關懷如此，即胡適式的全盤西化那樣的改良主義亦莫不如此。而隨著阿Q主義的殖民地化、赤貧化、拜金化、物質化，就必然走上阿Q式的法西斯化和阿Q式的布爾什維克化。這就是二十世紀第三世界和中國所以產生危機的原因。在黃春明的小說人物中，〈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和〈小寡婦〉中類似「白梅」的人物；以及由坤樹、憨欽仔一變而為〈小寡婦〉、〈我愛瑪莉〉中大都市人物（如馬善行、陳大衛）的過程看來，黃春明不可言喻地出現了焦急和無奈。但是，他並不抱持阿Q主義式的絕望，反而不斷挖鑿鄉土精神所保持的原創力，就是要使自己能夠從悲觀中走了出來。這是當代台灣文學最重要的課題。也是他一大段時間沒有出現作品的主要原因。具有良知的台灣作家在本世紀必然要面對這樣的主題。

黃春明的作品和王禎和、七等生等人一樣，大多出現於上世紀六○年代後期，越戰接續韓戰，也是二次大戰後美式資本主義快速進入東南亞及東北亞的階段。這段時間裡，經濟主義、商品主義、科技主義，再加上現實政治的運作，遂使得一股狂熱的美式現代化潮流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主動力量。它先湧入這些地區的各主要大都市，然後再擴及到四周的一些大市鎮，由近而遠，最後無遠弗屆，一步步加快了這些地區的澈底改變。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四條小龍」出現而得意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裡，美式「現代化」在含義上的曖昧心智固然給予人們以極其濃厚的理想主義的色彩，而一些人，因暴發戶式的富有現象，也使人在貧窮中產生無限的嚮往。這就是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奇蹟」。在這樣上下交征利的作為下，不僅首善之區的台北澈澈底底地改變了它的外貌，而且在金錢主義的作用下，一個原本樸實、刻苦、勤勞的社會本質，也在消費主義、享樂主義下作了極大的改變。在追求高度經濟成長的目標下，不僅土地變成了工具和商品，就連人也變成了工具和商品。於是在與庸俗的大眾傳播交互運作下，一片繁榮的物質景象中便埋伏下一步步的危機。不僅如此，就連那些大都市四周的小市鎮也不可或免地遭到了史無前例的異化，一步一步加深了人的貪婪性及虛偽性，這樣，也就一步步摧毀了這些小市鎮原有的樸實與淳厚，切斷了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事事物物的血肉相連、生死與共的關係，使人的生活變成無所依賴，無所關懷，無所奉獻；既不能去愛，也不能被愛；於是內心的世界就成了一個空白的世界。在這樣的情況下，個人的理想只能在感官世界中追求滿足，使得他的世界愈來愈小，最後將人剝得只剩下本能，過著無根的生活。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小市鎮的現實便使人一變而成為新的游牧民族；將人從他生活、居住的土地上連根拔起。於是，從那些小市鎮到台北，或從台北到那些小市鎮，便成為居住在那地區人物（特別是年輕的一代）飄泊、流浪、冒險的途程。這就是從上世紀五○年代後期開始，到此後的三十年間，一些鄉村小說產生的背景。例如：

　　陳映真：〈麵攤〉〈家〉〈死者〉〈鄉村的教師〉〈故鄉〉〈祖父和傘〉
　　王禎和：〈五月十三節〉〈寂寞紅〉〈來春姨悲秋〉〈兩隻老虎〉
　　七等生：〈來到小城的亞茲別〉〈離城記〉〈沙河悲歌〉〈隱遁的小角色〉
　　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魚〉〈癬〉〈溺死一隻老貓〉〈看海的日子〉
　　王　拓：〈金水嬸〉〈望君早歸〉

透過這些作品，起初很多人還多少對這些小市鎮及其四周土地與人物保存著眷戀及鄉愁，到後來卻漸漸地對這些原來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感到疏離、感到無奈、感到威脅；而進到台北那樣一個燈紅酒綠的世界，卻又感到陌生、感到無助、感到窒息；起先要承受工作的茫然，接著便感到面對腐爛生活的彷徨。等到在這令人絕望的大都市找不到出路時，便只好面對這一瀰漫著勢利氣息的市儈社會，讓自己的心靈一日又一日地趨於麻木，社會上也多是無可奈何地循著這樣的路線前進著：

　　勢利主義→虛無主義→惡棍主義→痞子主義

在如是的相互循環中，不僅藝術、文學、宗教成為商品，即連所謂的選舉，所謂的民主，也都成了商品。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一批出身於小市鎮的鄉土作家，便在這樣的大都市和小市鎮二元世界的互相傷害中，有了兩種反應，一種是對台北這樣的大都市的生活作出冷靜而無情的批判。一種是對於自己所來自的鄉土作出新的反省。在陳映真的〈故鄉〉中，原來是傳教士的哥哥變成了惡棍，在〈鄉村的教師〉中，一群理想主義者不是自殺，便是一一豎起他們的降旗。這樣發展下去，他的作品便充滿對這些大都市的剖析和控訴，並繼而探求產生這些不幸的外在因素。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作品，就是如此產生的。王禎和則在對這大都市的控訴（如〈小林來台北〉）、嘲弄（如〈美人圖〉、〈玫瑰玫瑰我愛你〉）後，又申抒了對自己鄉土的絕望（家是回不去了！），隨而發出「工商社會帶來『唯利是圖』、『大利滅親』的咒罵。」較特殊的是七等生，他採用一種類似的形而上的態度，把個人游離於現實之上，以玄學的感傷來填補自己的空虛（如〈來到小鎮的亞茲別〉、〈沙河悲歌〉）。黃春明更赤裸裸地表明他對台北市這個大都市的極端不滿，和不能適應。並對造成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的外在和內在因素作了進一步的反省和思考（如〈小寡婦〉、〈我愛瑪莉〉、〈莎喲娜啦•再見〉）；雖然他採取的方式往往是類似契訶夫犬儒式的嘲弄。

在這方面，黃春明是與陳映真、王禎和、七等生等人有所不同，他雖然對台北這樣的大都市生活幾近於絕望，然而對於他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卻仍然懷抱著濃厚的眷戀和企望。而且更難得的，是這些眷戀和企望並不僅止於鄉愁式的感傷，而是面臨即將崩潰的現代文明作出了深度的思考。透過小說他似乎有這樣的警覺：小市鎮是人類命運的最後一道防線，這道防線如果澈底消失了，也就是人類生存的末日。這一認識使他的視野更加提高了，使他能從政治、經濟、黨派的著眼點拉高到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事事物物的互相依存、互相策勵的層次。他似乎在說：如果人類的活動不能從那些著眼點超越出來，而一直把土地、把事事物物都當成工具和手段，其結果必然會把人也當成工具和手段，最後不會尊重對方，也不會被對方尊重，這樣的人生必然是鬥爭的人生、互相傷害的人生；在目前科技極端膨脹的情況下，這樣的人生即使可以快速帶來富裕和繁榮，但那些畢竟只能是短暫的，而且會為人類埋伏下可怕的病毒。

由於抱持這樣的觀點，黃春明小說中（如〈青番公的故事〉、〈魚〉），經常安排著：「祖父─兒子─孫子」這樣的三代場景。祖父是小市鎮原有的精神的代表，兒子是被現代工業文明、消費文明淹沒的一代，孫子則代表著不可知的未來。祖父經常叮嚀著孫子要如何去認識天（自然）、認識土地、尊重土地；希望他能跳出兒子那一代的現代泥濘，重建一個新的、和諧的世界。所以，在黃春明的作品中，他不像王禎和那樣絕望，也不像七等生那樣從現實中自我放逐，自我安慰；他不但沒有忘懷自己的鄉土，還透過這些小市鎮的現實來尋找它的自處和救贖之道。它不是外來的，不是快速的功能主義的，而是從本身、從各人的真正自覺所思考出來的道路。於是，在黃春明的小說中，我們看到青番公、憨欽仔、坤樹、白梅那些卑微得幾乎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一直保持著做人的正直。他們被人嘲弄，也往往自己嘲弄自己；然而就在這些愈來愈弱的生命中，我們還可以體認到一股蘊藏著的具有韌性的力量，在那裡掙扎，在那裡對抗。也許有人會為這力量的微弱而有所氣餒，但如果記得「石在，火是不會滅的！」這句話，這些小說人物的卑微、可笑、屈辱，也許會為後人提供不少的啟發。

也就是因為這樣，〈看海的日子〉中，我們看到身為妓女的白梅如何努力於重建自我的尊嚴。她要忍辱負重地生下一個屬於自己的兒子。孩子生下了，她當了母親，受到了人們的肯定和尊重；於是坐在火車上，面對著似乎是宜蘭標誌的龜山島和大海，唱起了大地之歌、母親之歌，在這歌聲中，白梅終於重新拾回了她的生命！也許我們可以這樣比附，如果把「白梅」的「梅」聯想到「痗」和「梅」，把她的妓女的命運聯想到台灣近百年來被侮辱、被迫害的命運，則由「痗」到「梅」，由「妓女」到「偉大的母性」，不正是黃春明的心願嗎？再進一步想，不也是黃春明面對被工業文明、消費文明以及在工業文明、消費文明下所產生的功利主義、物質主義摧殘下的人類所發出的悲鳴和悲願嗎？有一次他打電話跟我說：「歌德的《浮士德》寫上帝與魔鬼打賭，上帝認為人的追求最後是上升的，魔鬼則認為人的追求最後是走向墮落。歌德的結論是上帝勝利了；這是可疑的，我認為人在今天這樣消費社會中活下去，最後必然是澈底崩潰。我想改編這個故事。」這是他對人類前途的警覺。

於是，在悲鳴和悲願中，黃春明便有了他的憂心，那就是〈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會不會有一天爭相變成〈小寡婦〉中的那類人物。這樣，她用堅忍、悲苦所扶持長大的孩子們該是什麼樣子呢？於是，在這樣的主題思考下，他又思想起近代先行作家的主題：救救孩子！這就是黃春明目前和未來的工作和道路。

希望黃春明的努力不要像〈鑼〉中的憨欽仔那樣：敲破了大鑼依然喚不醒一個沉醉而麻木的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