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以後，數度與陳映真錯肩而過，總是不期然擦出爆裂的火花，酷烈而熾熱地燒紅我的魂魄。滲入骨髓的那種炙燙，近乎煎熬，又近乎熔鑄；每當冷卻後，一個全新人格彷彿被澆灌成型。緋紅的記憶有些也許漸成餘燼，我竟無法忘懷兩人交會時瞬間光熱帶來的刺痛與騷動。火舌的交鋒，意識的交手，可能都為彼此烙下焦味的創痕，尤其為我煨燒出生命底層無可拭去的色澤情調。火光斧影橫跨二十年之後，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陳映真是我這輩子僅有的，可敬的論敵。
說他是值得尊敬的敵人，絕無任何矯情。沒有他的存在，我的政治信仰與文學道路可能不會開出今天的格局。他走在前面，創造一個典範；無論是敬服或不服，至少都讓我找到更為從容的空間可以學習、反省並超越。生命中出現這樣一位能夠競逐的前行者，較諸同世代的許多朋輩，我應該感到幸運。只是我會到達一個與他決裂的分合路口，並非長話短說就可交代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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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曾有過在異域浮沉飄流的經驗，如果我不具勇氣批判傲慢的當權者，如果我未嘗接觸左翼思想，如果未能洞察虛構的中國圖像，如果我沒有決心投入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研究……，如果沒有那麼多如果，也許我至今還會繼續活在他的陰影下，一如少數幾位忠實的、憨厚的尾隨者。我終於向他發出異議的聲音時，一條背向的道路從此就連綿展開。
那時已逼近四十歲，苦惱的國家認同正絕情地撕裂並摧毀我。對一個耽溺於浪漫詩情的台灣書生，沉重的精神拷問遠遠超過脆弱心靈所能承擔。我開始嚐到雙重流亡的苦澀滋味：一是肉體的流亡，一是精神的流亡。在肉體上，我與青春年少的故鄉全然隔絕；在精神上，我與啟蒙以來的國家意識徹底決裂。游盪的身軀能夠找到僅有的救贖，唯歷史而已。一九八七的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我清楚意識到自己開始要打人生的下半場。整個前半生，我被迫與中國情結糾纏葛藤，虛擲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到了後半生，我決定主動追求一度是陌生的台灣意識。當我專注建構全新的史觀時，便立刻發現已經走上與陳映真的思考全然相反的方向。
在歷史事件的議題上，兩個截然不同的史觀發生嚴重衝突。我對事件的研究，可以說是從台灣左翼史的探索延伸出來的。以台共領袖謝雪紅的生命為主軸，當可發現台灣左翼運動自始就在日共與中共之間游移擺盪。這種歷史經驗，逐漸形塑了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主體。所謂日共路線或中共路線，從來都未涉及國家認同問題，而是如何通過路線策略的選擇，在技術上完成台灣社會解放。畢竟對於當時的左翼運動者來說，他們最大的關切是階級問題，而非民族問題。謝雪紅如此，蘇新亦復如此，階級問題獲得解決，台灣民族內部的問題自然也迎刃而解。我在研究二二八事件史時，也發現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要求，就在於求得社會的解放。介入事件中的左翼領導者，從來都未提出民族主義的問題，反而是社會民主的議題優先盤據他們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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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至東海花園拜訪楊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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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歷史的解釋，使我與陳映真正式決裂。他對台灣左翼運動與二二八事件的理解，性急地預設了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這不僅不符合史實，而且也違背了做為社會主義者的基本態度。當他的思考方式絕決地向民族主義傾斜時，他的左翼信仰與歷史知識終於證明只是淪為一種裝飾。但是，與他激烈對話的最初階段，我往往會落入他的馬克思語彙的陷阱。那種修辭學上的左翼立場，使我不能不把他視為台灣罕有的社會主義者。為歷史事件辯論時，我備極辛勞釐清台灣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脈絡。耗費許多精力去辨識左翼運動的歷史源流，我只不過是為了回答他在史料上的刻意混淆。因此，我在一九八七年與他發生的那場論戰，現在回顧起來，證明是徒勞無功。我錯誤地把一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視為一個忠誠的社會主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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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把那次論戰視為徒勞無功，也並不盡然。在戰火稍歇之後，我終於覺悟歷史記憶的重建已不容延宕。至少是受到陳映真民族主義立場的刺激，我有必要更謹慎思考如何構造當時正在撰寫的《謝雪紅評傳》。歷史問題的探求，我很明白，依賴的不是政治立場，而是回到基礎史料開啟再閱讀與再解釋。我以四年的時間寫出那冊四十萬字的評傳，有一部分其實是在回應陳映真對我的挑戰。有時不免會自問，如果沒有與陳映真點燃強烈的對話，我可能在研究台灣史的速度會放緩許多。心理上彷彿有強敵壓境，我不懈地構築工事，在知識與理論方面鍛鍊自己的思考。
就思想光譜而言，我應該是屬於左翼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使用坊間的庸俗語言來形容，我的立場無疑是中間偏左。這當然是處於極為困難的位置。從左派的角度看，我也許被劃入右派；從右派的觀點看，我則可能被歸類左派。但是，意識形態的編派於我毫無意義。我較傾向相信，知識分子的重要精神絕非以標籤的方式就可輕易定義，關鍵就在他有沒有勇於實踐。知識的實踐，不可能僅僅使用修辭或辯論就可獲得。倘然不敢介入現實社會，不敢批判偏頗的權力，不敢表達真實的思考，則所有的口號與主張都將淪為空洞。
我與陳映真的另一個分歧點，便是看待台灣民主運動的態度。如果台灣史研究是我的知識實踐，那麼在一九九二年回台擔任民進黨發言人應該是我的政治實踐。在返台的前一年，謝雪紅傳記的書寫工程宣告完成，為我的台灣研究奠下初階的基礎。這本書也為我銜接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後殖民論述的思考，徹底洗刷了我前半生的脾性與惰性。畏怯地與政治運動保持淡漠的疏離，恐怕我這世代知識分子的共通病灶。許多人都習於暗地抱怨，在公開場合卻委屈地承受不同形式的權力支配。我決定縱身投入政治工作，其實有多重行動的暗示。當時，我最主要的對敵首推國民黨。然而，我接任政黨工作，也是為了向國內統派表示明確的立場。不僅如此，我也希望站在同樣的位置，對中共發出批判的聲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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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在一九八三年與陳映真會面於洛杉磯時，他顯然鄙夷我捲入海外政治的行動。臨走前，他拋下一句話：「有種的話，就回到台灣來吧。」我在一九九○年遠赴上海搜集謝雪紅的資料時，立刻受到中共當局的監視。對於一位手無寸鐵的台灣書生，竟然必須動員那麼多人手跟蹤，無非是他們收集了有關我的不少情報。其中的一位提供資料者，竟然是陳映真。我不訝異他視我為假想敵，更不訝異他在給上海的密信中稱我為「海外台獨大將」。我只是比任何一個時期看得更為清楚，歷史條件為我創造的環境是如此艱難而困頓。我更明白的是，陳映真對我的舉止進退瞭若指掌。我以具體行動回到台灣毅然與民主運動結盟，既是對當時歷史環境的公開答覆，也是為自己的精神枷鎖正式解套脫困。帶著一種「我來，我看，我征服」的快意，我無悔地縱浪在九○年代初期詭譎的政治漩渦。
做為一個左翼的自由主義者，我見證了那段時期的民主運動確實呈現亢奮的、上昇的狀態。正是在同一個時間，我屢屢看到陳映真寫了一些不算少的散論文字，對這個不斷崛起的運動表示輕蔑。無論把台灣選舉形容為「資產階級政治」，或是把民進黨的主張概括為「美式民主亞流」，都再也無法阻擋我的發言。我的心願只有一個，就是親身目睹一個威權體制的瓦解。就像一塊頑石那樣，我對自己的期待具有無比信心。歷史事實證明，當時我的賭注誠然押對了。陳映真的心情我相當可以理解，所以我也知道兩人之間的對話顯得特別遙遠。畢竟民主運動已經靠向勝出的這邊，而陳映真則在打一場不斷輸掉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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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九五年選擇離開民進黨，只因已預見民主運動得勝的日子就在不久。我不是那種權力的追逐者，也不是與人相互取暖的那種人。終於決定離群索居，是因為我深深體會，倘然要繼續往前挺進，就必須回到知識實踐。開始站在教室講授台灣文學史時，我正要結束纏綿將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涯。歷史的謎底就要揭開之際，我無需在權力現場停留。對照之下，我反而更加可以感受陳映真內心的焦慮。他在一九九六年組織了一些文章，編輯出版一冊《戰雲下的台灣》，公開為中國的武力侵略做合理化的解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所不認識的陳映真，先是驚訝，繼而憤怒。在這本書，他以許南村筆名撰寫一篇長文，題目是〈如果十五天•七階段的戰爭終結中華民國的紀年〉。文字中的軍事用語與恫嚇修辭，已全然偏離他憂悒的、哀傷的小說風格，更是偏離他長年被尊稱「人道主義者」的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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