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政治菁英甄補：
趨勢、預測與反思^*

陳德昇**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信實***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摘　要

2022年10月16日中共召開「二十大」，並於10月23日公布政治局委員人選。由於中共專政體制的封閉性與不透明性，以及習近平對政治菁英甄補偏好，高層政治菁英甄補人選預測困難。

透過「十六大」至「二十大」菁英政治分析，有助解讀中共政治繼承、菁英甄補、派系政治與權力結構。尤其是習在「反腐」鬥爭、2017年推動任期修憲、改變人事甄補規範，以及個人偏好和愛將、部屬的引用，皆促成中共高層政治菁英重大調整。

本文透過多元迴歸分析，解讀「十六大」至「二十大」菁英篩選，研究顯示若依傳統加權估算準確度僅達六成左右，但經過調整變數和加權，精準率可提升近九成。未來可透過此機制測算具潛力之政治菁英，從而有助預測中共菁英政治發展與變遷趨勢。

關鍵字：二十大、政治局委員、菁英甄補、專政體制、個人獨裁

「一朝天子一朝臣」¹

—金仁傑

「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的權力再分配方案是怎麼制定產生，不僅你我看不到，兩千多名代表坐在會場時也看不到，真正劇場是非常小圈子進行，哪些人能參與外界也難以得知。」（吳國光，2022）

—吳國光

壹、前言

中共於2022年10月16日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二十大」），並於10月23日舉行「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一中全會」）公布政治局委員及常委名單（參見表1）。由於中共專政體制的封閉、非制度化、不規則性與嚴格保密，使得外界各智庫與媒體事先猜測與估算名單存在較明顯之落差，但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則成功預測六位政治局常委人選，² 引發各界好奇與關注。

表1　中共「二十大」新任政治局24位委員名單

說明：◎表「二十大」政治局常委 （其中三人連任，四人新任），○表連任政治局委員，△表新任政治局委員。

資料來源：新華網，2022，〈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届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公報〉，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3/c_1129075992.htm，查閱日期：2022/11/21。

本文試由中共「黨代會」政治菁英甄補的運作機制與特質做文獻探討與回顧，並說明結合迴歸分析現有職務功能加分條件，進行菁英人選預測之研究方法。其後針對中共「十六大」至「二十大」預測階段成果、缺失反思與檢討，從而抽釋出不同「黨代會」影響中共菁英甄補的變數和加權指標。期能減少誤判，並解讀習近平領銜下的中共菁英政治結構和格局，以及未來中共政治菁英甄補與趨勢。

貳、文獻探討

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繼承始終是核心與重大議題。研究中共、蘇聯、東歐等國的學者認為：政治繼承對共黨政權可能產生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種影響環繞在權力與政策間關係，意即領導人更替是否會帶來「政策創新」（policy innovation）；第二種影響則關注在「政權穩定」議題上。政權（regime）是一套決定政權關係與資源分配的價值、原則、規定、慣例與決策程序。³ 由於政治菁英會奪取稀有資源，因此政權穩定的關鍵在於絕大多數菁英能否接受一套遊戲規範。這套規範雖不能消除權力鬥爭與政策歧見，卻可以降低鬥爭激烈的程度，使得權力和平轉移。明顯的，政治菁英甄補的制度化便變得重要。⁴

從中共體制面向解讀中共專政極權體制，雖有專政與威權程度的階段性差異，⁵ 但在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專政體制和本質則未有變化，甚而強化極權的程度。根據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於《再思中國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指出：中共高層政治運作與政治繼承充滿不確定性。雖然在鄧小平時期開始制度化，但在「列寧主義」（Leninism）⁶ 體制下，仍有其局限性，各種派系鬥爭與黑箱作業，都讓人難以相信中共政治屬於「制度化」。⁷ 此外，中共「十九大」之後，「列寧主義」再興，結合著愛國主義推動、權力集中於黨與強化對社會的控制，使得中共政治運作更難制度化⁸。因此，實際上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仍屬「列寧主義」政黨，習高度集權、反制度化、強化社會控制，甚至出現「再毛化」（remaoization）現象，顯示了中共體制根源與傳統。⁹

長期鑽研中共比較共產主義吳玉山指出極權主義與習近平時代權力集中、菁英甄拔背離制度化的趨勢。「習近平現象」顯示以下趨勢和特質：了解中國大陸的習近平現象，要將其放在比較共產主義的分析框架中。共產政權的起點是「極權主義」，這是一種將權力的掌握無限集中，而將權力的運用無限擴張的統治形態；在後極權社會，共黨的意識形態仍受到獨尊，作為共黨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但是主要的政權訴求轉為經濟增長與民族主義。獨裁者權力受到節制，集體領導出現，並進行深淺程度不同的經濟改革，以促進經濟增長；一些亞洲的共黨體制發展出「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特殊形態，在東亞的中國和越南展現驚人的成效，中國並因此超越除美國之外世界上所有經濟大國，並與美國展開霸權競爭；習近平主政十年（2012-2022）最為明顯的政治現象，是權力不斷向黨中央與習近平個人集中，黨國體系對社會經濟的介入與管制持續加深，以及菁英甄拔晉選的制度變化機制出現明顯的鬆動；由於習近平現象的運動趨勢不是遠離毛澤東的極權主義，而是朝那個方向走回。¹⁰

有關中共權力繼承和菁英甄補，中共實權人物主導性、黑箱作業、遊戲規則的修改、菁英參與排除與懲治，以及對權力分配和程序的絕對操控，主導中共權力分派的格局。作為中共內部觀察者（inside watcher）吳國光在「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文獻，即說明「黨代會」運作具體內涵：中共黨代會是一種辯證的方式展現出制度錯位：它享有黨章規定的崇高地位，實際上卻難以發揮作用。即使這樣一種制度層面的徒有其表，卻從未減損黨代會的政治重要性；黨代會是中共在組織上的「造王者」，並通過選舉來完成這一使命，但「選舉」被駕馭來指定和合法化威權主義領導人，成為獨裁和專政的工具；選舉中投票人的參與和他們潛在的自主性，是被操控來保證通過領導關於人事安排計畫；這種選舉制度是一種扭曲的機制，被用來操控精英內部的共識，以正式確認那些已經頗受歡迎的人物在新組織中的職位，而自主參與和精英競爭則被排除；中共黨代會選舉應選席位數目可以是有伸縮性的，可以不理會相關規定。在不同點方面則包括：黨代會以年為單位變得規律化、週期化；預選由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任期較具制度化和退休年齡限制，以及對當選者進行政治清洗範圍和頻次減少。¹¹

同為中共內部人觀點，前任中央黨校蔡霞提出習近平作為中共最高權力核心晉升路徑，以及習自2012年「十八大」擔任總書記後逐步掌握實權的進程。她在「習近平的弱點-狂妄與偏執如何威脅中國的未來」文獻中指出：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後對中國實行絕對控制，包括統馭軍隊、掌控行政部門，以及橡皮圖章的立法機構。黨內各級組織對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負責；中共體制另一特點是人脈至關重要。一個人若想要在黨內升遷，他的個人關係，包括其家庭聲譽及黨內派系，往往與能力和意識型態表現一樣重要；中共高層各自都有自己的系譜（lineage），內部人士稱之為「恩庇」群體，相當於中共內部事實上的派別；鄧小平限定了中國國家主席兩個五年的任期制，並建立了集體領導模式，其他官員擔任總書記，但他在幕後大權在握。

胡錦濤接替江澤民後，中國進一步走向集體領導，胡錦濤以九位常委的「一致同意」來執政，常委會被人稱為「九龍治水」。不利之處在於只要有一個成員不同意，常委會就無法做出任何決定，這加劇了胡錦濤作為軟弱領導人無法克服僵局的印象；好處是因為需要一致同意，從而防止了輕率做出決策；胡錦濤還試圖擴大使用任期限制，並建立政治局委員要先經過中共高層的黨員投票選出。正是通過這種準民主制度，習近平升到了權力頂點。習被提到權力金字塔頂端，他迅速著手消除中共幾十年來在集體領導方面取得的進展；習近平成立約40個臨時性質的「小組」凌駕於政府機構之上，並直接插手政府職能機構的事務；習亦改變了常委會運作方式，在黨史上是第一次，每個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都必須定期向習近平提交報告，習並親自點評他們的工作表現。¹²

有關政治菁英甄補之預測，在中共「十八大」與「十九大」皆設定不同條件與經驗法則作為研判依據。寇健文在「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人選」一文中，採用基本條件（政治局委員資歷與年齡限制），以及加分條件（年齡優勢／地方歷練／交流經驗）作為預測政治局常委會人選。¹³ 此外，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人選為九人或七人無法斷定，以及分管職務或兼任職務的雙重不確定性，亦增加研判難度。僅管如此，在政治局成員中依條件設定與加分條件顯示，其可能常委人選包括：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王岐山、俞正聲、張高麗、張德江、劉延東與劉雲山等人。另寇健文在「中共『十八大』政治局人選：分析與預測」一文中指出：晉升政治局委員特徵為：中委會資歷、正部級職務、年齡要求、地方經歷、交流經驗。¹⁴ 依上述標準做測試，並評估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人選。其中以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和汪洋入選可能性最高。郭瑞華在「中共19大權力核心人事布局預測」文獻中提出：中共分別於2007年6月與2012年5月召開黨員領導幹部會議，就新提名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員進行民主推薦；中央政治局成員預判，在人數方面維持25名，增加名額可能性較低，地方名額可能上升；成員名單，除孫政才因違紀遭審查，喪失資格外，尚依「七上八下」原則剔除，將有12名缺額；評估因素主要依年齡、任期限制、學歷、經歷、政績表現、派系、高層關係，以及軍方、少數民族和女性代表等因素評估可能人選。¹⁵

透過數屆菁英政治甄補，試圖歸納與梳理，「十六大至十八大」中共政治菁英篩選的要件，並透過「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試圖解讀中共菁英篩選前提、條件與機制。在陳德昇、王信實、周秝宸所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菁英甄補研究-「『十六大』至『十八大』實證分析」一文顯示：有關中共高層政治菁英甄補的文獻研究，雖然提供研究者相當具啟發性之思維，然而這類的研究在量化分析上仍有其局限性。主要原因在於單一面向的解讀，難以掌握中共菁英政治的本質與全貌；制度化因素的局限與人治色彩不確定性亦難以捉摸。因此，針對中共派系與權力的運作，須建構更科學研判機制與客觀評量標準；研究系統性地蒐集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之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的背景與特徵，運用統計方法探討實證分析顯示，派系政治運作是決定中央政治局委員人選的重要因素，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的幹部級別、地方歷練次數與教育程度的重要性居次；透過統計分析歷次大會運作有助解讀中共派系消長，統計分析數據顯示具政治發展與菁英甄補領先指標作用。¹⁶

有關中共召開「二十大」之前之人事預測，較多採傳統經驗判斷和智庫團隊之集體研判。國策研究院智庫召集之學者專家研判，其中明居正提出政治局常委名單包括習近平、丁薛祥、胡春華、王滬寧、趙樂際及李強，並指出25位政治局委員變動不會太大；汪浩則提出習近平、丁薛祥、李強和陳敏爾；矢板明夫則認為習派獲主導權則有下列安排：習近平（總書記）、李強（總理）、陳敏爾（「人大」委員長）、蔡奇（「政協」主席）、丁薛祥（中央書記處書記）、黃坤明（中紀委書記）、胡春華（常務副總理）。另王滬寧善於理論建構．不結黨的獨行俠將受重用。另團派代表汪洋、胡春華及李克強三人安排是反習勢力消長指標。¹⁷ 「透視中國」提出之「中共二十大人事預測報告」，其人事調整基於幾個因素：（一）習近平會受到中共幾十年來「制度性」規範的制約。在中共「十九大」上適用的大部份規則很可能在中共「二十大」仍然存在；（二）習近平可能必須考慮到中共菁英中各派系的權力平衡；（三）習近平可能會獎勵那些公開支持和吹捧他的官員，提拔他們當上政治和政治局常委成員，希望給其他官員產生示範效應。根據其研判，其政治局常委包括習近平（習派）、汪洋（團派）、丁薛祥（習派）、胡春華（團派）、王滬寧（前江派）、趙樂際（親江派）、李強（習派）。此外，政治局委員則包括：諶貽琴、李希、何立峰、楊曉超、李鴻忠、孟祥鋒、陳敏爾、黃坤明、王毅、周強、蔡奇、陳吉寧、袁家軍、張國清、馬興瑞、李作成、苗華共18人。¹⁸

根據以上文獻顯示，中共「黨代會」菁英甄補，在不同時期，既有制度面的傳承，亦有派系運作與黨領袖在遊戲規則和人選偏好的操控，但其作法和效應則有別，人事預判亦有相當難度。尤其是習逐步掌握政治權力後，相關菁英甄補遊戲規則亦做有利其權力掌握的調整和變革。外界顯然對習近平掌握絕對權力運作、排除派系勢力干預，以及政治對手的清洗欠缺理解，尤其是習核心舊部的任用偏好，體現的政治格局，以及針對習近平主政時期的菁英甄補，透過更科學的統計分析，並抽繹相關變數與加權選項，做更深入研討和判別，或有助釐清未來中共政治菁英甄補特質與趨勢。

參、研究方法

為彌補政治繼承、菁英甄補文獻與人事預測不足之處，本研究透過統計方法中的多元迴歸分析，¹⁹ 以中共「十六大」至「十九大」政治局委員甄補作為基礎，解讀中共高層菁英甄補之要件與內涵。並透過預測模型與職務功能考量，綜合評析影響中共「二十大」高層政治與人事安排的因素。本研究方法分為實證模型與職務功能兩個部份。

一、實證模型：多元迴歸與預測模型

本文延續並擴展陳德昇、王信實、周秝宸（2016）的實證計量模型設定，探討中共黨代表大會召開，前屆「中央委員」是否入選政治局委員。在分析過程中假定一受限應變數（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為0或1做為實證的被解釋變數，前者代表該調查樣本未成為政治局委員；後者表示該樣本成為政治局委員的一員。迴歸模型設定如下：

Y_j = α_0¬+∑^k_i=1α_iX_ij + ε （1）

式（1）中，被解釋變數Y_i為二值選擇值，當Y=1時代表該樣本觀測者j（該名黨員）於此次黨代表大會中獲選為政治局委員；Y=0代表未獲入選資格。自變數X_i代表樣本個人屬性的變數（參見表2），係數α_i反映個人特徵進對其進入政治局委員的影響程度，k表示本研究所考慮的自變數個數，ε_i則為隨機干擾項。利用最大概似法即可估計每一自變數對實證樣本成為政治局委員機率的影響，相關理論模型依據詳見陳德昇、王信實、周秝宸（2016）。²⁰ 本研究考量的變數（見表2），基本資料有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學歷（軍工、科技）、經歷（軍工、科技）、留洋、軍籍等，為相對穩定之個人基本特徵。其他變數，例如派系關係、政治履歷等，隨時間流轉可能有較大的變動。

表2：變數定義

在前述模型建構的基礎上，本文可以進一步進行後續中共黨代表換屆、領導幹部更替或是菁英增補的預測。為處理此一問題，式（1）可改寫成可供預測的式（2），表示如下：

Ŷ^t_j =¬α^s₀+∑^k_i=1 α^s_i X^t_ij （2）

其中，s和t分別表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的不同屆別，所以，s和t可以為16，17，18，19，或20，但是。例如：如果利用第17屆的估計結果來預測第18屆，則s = 17，t = 18。更進一步來說，式（2）等號右邊利用第s屆資料估計後所獲得迴歸係數作為權重（¬α^s₀, α^s_i），代入第t屆候選人員j的個人特質（X^t_ij），即可計算各候選人員j是否入選第t屆政治局委員的預測值（Ŷ^t_j）。準此，我們可以利用式（2）來進行預測。

文獻上，根據類似的模型並納入年齡的限制，計算第18屆菁英甄補預測值，並與實際第18屆入選的結果相互比較，以分析估計模型與已發生之結果匹配性與準確度。本研究則利用預測模型、考量職務功能與習近平的舊部與愛將等條件，評析影響中共「二十大」高層政治與人事安排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