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與兩岸動向 |
| 【原序】 |
原序本書選收了一九八七―九一這五年間的時論文字三十三篇，立論的範圍大體不出民主發展與海峽兩岸的動向，因此定名為《民主與兩岸動向》。 時論文字是明日黃花，本無重印的必要。但本書之所以結集問世則基於以下兩個理由：第一、一九八七―九一是海峽兩岸的局勢動盪得最為劇烈的一段時期，整個中國正走上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在這個關鍵時刻，我以局外人的身分所提出的一些觀察，其本身雖然卑之毋甚高論，但多少有為歷史作見證的意義，因而不妨暫時作為史料的片斷而加以保存。第二、我是一個學歷史的人，這些文字大致都貫注著一個歷史的觀點，所論雖激於一時一事，但是仍有超於時事的成分，而且這一歷史的新階段不過剛剛開始，「事」雖過而「境」未遷，本書的論點也許並沒有完全失效。 本書所收各文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共十三篇，都是討論臺灣民主發展的問題的。一九八七年國民政府正式解除戒嚴令和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逝世為這十幾篇文字的撰寫提供了契機。蔣經國在逝世前毅然決定解嚴並開放黨禁和報禁是他個人永留史冊的一件大事，而他的逝世則標誌著國民黨「強人」時代的終結。蔣先生「出師未捷身先死」誠然是最值得惋惜的，臺灣的民主過渡因此而陷於失序。但五年多以來，我們不能不承認，過渡還算是相當平穩，「群龍無首」所造成的初期亂象並不足以使人過分驚詫。 如果說今天臺灣的民主進程有什麼值得令人憂慮的地方，那也許便是理想主義精神的稀薄。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原則，它的精義不僅在於少數服從多數，而且更在於多數尊重少數。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它所體現的價值是寬容、開放、多元、不趨極端、富於同情心等等。所以一個民主的社會往往也是一個最有人情味的社會。但今天臺灣的政客，甚至高級知識分子則似乎把民主理解為人數的操縱，一切權位的爭奪都可通過簡單的多數而獲致。選舉大有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無上法門，甚至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也開始要以選舉來決定領導權誰屬了。我們毋須譴責政客的趁火打劫，因為那是他們的本色。但高級知識分子的無識和譁眾取寵則不能說不是臺灣的一大隱憂。正是由於民主變成了人數的操縱，才有人在「省籍」意識上刻意地煽風點火。如果真的有一天到了「火炎崑崗，玉石俱焚」的境地，政客們也許另有全身而退之道，但知識分子又將何以自處呢？ 本書第二部分是專門討論大陸的民主運動的，選收了長短不等的十篇。如所周知，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是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屠殺告終的。在中國範圍內而言，天安門的民主運動顯然是徹底失敗了，但是以整個共產世界而言，天安門的壯舉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終於加速了東歐和蘇聯的崩潰，六、四的鮮血並沒有白流。在六、四屠殺之前，許多人也曾妄想鄧小平也許會步蔣經國的後塵，主動地打開政治民主化的大門。而事實卻適得其反。天安門屠殺不僅暴露了北京屠夫們的個人殘暴，更重要的，它使全世界人都親眼看清了中共政權的本質。 天安門屠殺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了西方世界對中共的看法。六、四以後，一向同情共產黨革命的美國知識界再也沒有人肯公開地說中共是代表「人民」、「無產階級」或「農民」的政權了。歐洲學術人士的反應更為強烈。一九九○年九月我初訪瑞典，遇見不少來自西歐和北歐各國的史學家，雖然已事隔一年，他們提到北京的屠殺仍憤慨不已。最使我感動的是今年五、六月間我訪問法、德各大學，最後重到瑞典，不但沿途所遇見的歐洲學人對天安門的慘痛記憶絲毫未減，而且瑞典學術界的領袖還在籌劃著怎樣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以長期支援因六、四屠殺而流亡在西方的中國知識分子。西方人道主義的傳統在歐洲比在美國似乎植根更為深厚。今年的六、四我是在海德堡渡過的，這一天，電視上一再轉播香港數萬人燭光遊行的動人場面。這是歐洲人至今不忘六、四的明證。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臺灣的中國人對六、四的冷漠。幾年以前，在臺灣熱烈爭取民主的政客和知識分子今天大概正陶醉在自己新獲得的權力和聲勢之中；他們對大陸民主運動的挫敗已沒有關懷的興趣，對於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更無同情的餘暇。上面所說的理想主義精神的淡薄在此也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和海外所有的電視觀眾一樣，天安門的屠殺雖然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悲慘印象，但畢竟還隔了一層，並無切身之痛。然而非常意外地，我現在才發現：在數以千計的天安門死難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親在內。我有一位至親，一九四五―四六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那時她才上小學。我們重逢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北京，她已是幾個孩子的母親了。一九九二年初她給我寫了一封信，託人轉寄，但這封信一直到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我現在要把她信中的一段話引在這裡（信中的姓名以□□代替，為了不替她添麻煩）： 我的小兒子□□於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點―三點之間被戒嚴部隊的槍彈擊中頭部，犧牲在天安門附近的南長街南口。據目擊者告訴我，他倒下時還用手比了一個「V」字，可恨的是當時有救護車趕到，部隊不准搶救，大約因為他是倒在長安街邊的原故；以後他們又將在長安街上死去的人埋在二十八中學的墻外。我們一直找不到□□的踪跡，直到八、九號他們又將埋的人挖出來，當時因□□穿了一套軍服（舊式的），他們以為是軍人，就沖洗乾淨，找了一個小醫院的太平間存放起來（大醫院的太平間都滿了），最後確定不是軍人，才通知我們去認（因為我們通知了學校，學校又報了公安局）。□□是個高中生，他當晚十一點半從家裡出去，他說一定要紀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要伸張正義；結果尚未到天安門廣場便中彈倒下，照相機也被部隊拿去。可恨□□用生命換來的底片找不到了。 這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用血和淚寫成的關於天安門屠殺的一個鏡頭，任何註釋都是多餘的。四年以來，我讀了無數篇關於天安門屠殺的記載和評論，但這一切文字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封短信給我的震動之大，哀痛之深。由母親親筆寫兒子在天安門被屠殺的經過，這是我所讀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還附了死者的一張照片和北京廣播電臺轉播過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級時所寫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信中，我們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親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慈愛而又互相瞭解的關係。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為朋友，這樣才能消弭代溝於無形。這明明是一個充滿著推己及人的愛心的好孩子，但這樣一個剛剛開始茁壯的幼苗卻活生生地為北京屠夫扼殺了。他中彈倒下去的時候竟「不准搶救」，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野蠻的政權能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時候只有十九歲吧。我已記不清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北京時有沒有見過他，那時他才八歲，即使見過，印象也模糊了。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著清秀、聰慧、和溫厚。難道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竟是中共宣傳中所說的「挑起反革命動亂的暴徒」嗎？可惜我今天還不能發表他的姓名和遺像，但我相信這一天是會很快到來的。 我已說過，這位天安門死者母親的信是毋需註釋的。不過關於六、四時北京各大醫院太平間已停滿了死難者的屍體這一點，我必須用另一位親戚的話來加以補充。這位親戚去年來美探親，恰好告訴過我她親眼看到的六、四屠殺的另一鏡頭。她是一位醫生，而且抗戰後便在北平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至今仍然是黨員。她說，她服務的地方是北京的一所很小的醫院，六、四那天她的醫院中便擡進了好幾十個中彈的傷者。她和同事們曾全力加以搶救，但一個成功的例案也沒有。原來戒嚴部隊所射的都是「開花彈」，擊中的都在體內爆炸了，醫生們開刀之後，一個個都垂頭喪氣，束手無策。這是一個獨立來源的有關天安門屠殺的另一真實鏡頭，但恰好可以為上引的信添一個註腳。 六、四已是四年前的往事了，然而北京親戚最近的來信卻給我新添了一層切身之痛。天安門前已乾的血和我的體中尚在流動的血竟有一部分是同源的。這個十九歲的高中學生為了「伸張正義」、為了「紀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獻出了他的寶貴生命。這將是我此生永不能忘懷的一個悲痛的記憶。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作出任何直接的貢獻。但是為了不能愧對這個孩子，為了不能讓這個孩子的血白流，至少至少，我必須也「紀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這個孩子只是數以千計的天安門前被屠殺中的一個，不用說，其他的許多死者也必然同樣會留下無數的記憶——在他們的親人和朋友的心裡，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識者的心裡。世界上沒有比記憶更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便是大陸民主運動的最後保證。古人說：「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遙遠的歐洲人至今還記得天安門的屠殺，難道血濃於水的中國人，特別是在海外的，在臺灣的，真能達到「太上忘情」的境界嗎？ 本書第三部分以討論兩岸關係為主，此中關鍵則是中共政權的本質問題。海峽兩岸不可能長久斷絕往來，這是人人都承認的。而且十幾年來，兩岸之間在文化和經濟上早已發生千絲萬縷的交涉。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兩岸關係在政治上究竟應當採取何種形式。在大陸一方面，中共的一貫立場是十分清楚的：它要求臺灣的國民政府全面投降，自動降級為一個地方政府。其模式大體比照一九九七年後的香港，不過在過渡期間稍稍寬大一點而已（如暫時尚可保留軍隊）。在臺灣一方面，則有「統一」與「獨立」兩種方案的嚴重衝突。很顯然的，這個問題的討論一開始，臺灣已先蒙內部分裂之害；而中共則始終保持一種高姿態，不曾鬆動過一絲一毫用武的威脅。更使人詫異的是有些臺北「統派」或「獨派」的政客竟妄想利用中共來為自己造勢；他們紛紛到北京進行活動，意在取得中共官方的某種諒解。其結果則是更助長了中共的氣燄。三、四十年的隔絕，臺灣新一代的人已完全看不清中共集團的「光棍」本質了。一個冷酷的事實現在清楚地擺在臺灣的面前：在中共政權本質未變以前，無論是「統一」或「獨立」都是走不通的。「統一」即是投降，「獨立」則必招大禍。今天臺灣流行一種觀點，以為中共決不敢動武，因此臺灣儘可宣告「獨立」，造成既成事實。這是一般淺薄政客以自己的利害打算來測度中共的行為，而絲毫沒有考慮到此種行險僥倖之舉對臺灣兩千多萬中國人所可能帶來的嚴重傷害。中共的最高原則是決不允許任何舉動足以動搖它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前，美國的「中國通」幾乎無一人相信中共敢以槍炮屠殺天安門前的學生和平民。但無情的事實已答覆了這個錯誤的判斷。臺灣的「獨立」將立即波及到西藏、新疆、內蒙古、以至香港，影響之大將遠在當年天安門和平抗議之上。說中共對此會坐視不動，豈非是天大的荒謬？ 我在本書有關兩岸關係的文字中，反覆強調的其實只有一點：兩岸的文化和經濟的溝通不妨以審慎的方式逐步加強，但政治談判則目前決非其時。「統一」和「獨立」對臺灣而言都是政治自殺。大陸和臺灣不能永遠分離，這是毫無可疑的，但正常的關係必須在大陸也開始民主化以後才能建立。臺北的政客無論是「統派」或是「獨派」似乎都假定中共在大陸的極權統治已安如磐石，永無動搖的一天。我從歷史的長期發展所得到的觀察則與此恰恰相反。天安門以後的局面是中共政權的迴光返照，它正面臨著一場無可挽救的最後巨變——或者是「和平演變」，或者是暴力演變。它的「最後強人」消逝之日便是巨變開始之時。臺灣的安危最後繫於大陸民主化的成敗，北京那隻垂死的政治老虎已無足輕重。臺灣的「統派」不必妄想「入虎穴，探虎子」，因為虎穴已無虎子可探了；「獨派」也不必在這個時刻故意去「捋虎鬚」，因為那只有激起垂死之虎的反噬。朱熹論宋、金關係時曾說：「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便是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我想套用朱子的話：今天臺灣對於大陸，在不「統」不「獨」之間，「也且有個硬相守底道理」。所謂「硬相守」，即臺灣必須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內部共識，走向一種「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道路。相反的，如果臺灣內部不斷地進行原子分裂的活動，則其前景是未可樂觀的。 評論時事從來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本書所收文字都是過去五、六年間兩岸的特殊情勢逼出來的。但如果不是由於臺北和香港的報刊編輯一再熱心的敦促，我大概也不會有這些出位之思。我願意借此機會向催稿的編輯朋友們表示最真摯的謝意。本書的結集出版也表示我的時論工作暫時告一段落。「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我希望今後不再有寫時論的需要。 最後我必須承認，我在這些時論中說了不少不識時務因而也很討人嫌的話。現在讓我恭恭敬敬地引胡適之先生「老鴉」詩的第一節，來結束這節自序：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二日於普林斯頓
編按 此文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七、八日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分兩天刊完，標題「一位母親的來信」，副題「民主、天安門與兩岸關係」。這位母親是余英時的二舅張仲怡的女兒張先玲，六四罹難的兒子叫王楠。她在二○二一年追悼余英時的文章附在書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