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還說過甚麼？──杜導正日記
上篇：秘密錄音醞釀過程．趙紫陽談話（1992年10月－1999年12月）衝破門禁闖趙府　勸趙撰寫回憶錄

1992年10月27日（星期二）

幾日前，在杜星垣處，洪達對我說：「你可以不預約，突然去闖趙家，可以見到趙的。」洪達當時給我寫了趙紫陽同志住宅的門牌號碼：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

「十四大」結束了，日本天皇訪北京之外也去西安了，正好今日無它事安排，便約好錫華今晨到趙宅去。
燈市口西口，直直地往西走，走一會兒便認出了，這是我與老伴幾次來外幣銀行的那條窄街，往北拐，南北胡同，印象中這似是胡耀邦同志住宅，坐西迎東，小門。果然，過幾座西門，便到了，上寫「六號」。多少年前我曾來耀邦這住宅。那時，這小門紅漆剝落了，門面是蒼灰色的。現在變了，鮮紅底漆大門，門環是金色的，兩個小

石獅臥在大門兩側。按門鈴，有戰士打開門小洞口問話，我上前說：「想見趙紫陽同志。」他說：「你叫甚麽？有無工作證？」我說我叫杜導正，趙的老部下。我打開皮夾包，找到醫療證，恰無工作證。正急忙間，門內又有一人傳話，「姓杜，請他進來！」我與錫華前後跨門進去。真好，無一人攔阻，見到兩三位戰士，無一人注目問詢。我倆先經一東西外院，南面一溜五間平房，門窗也是新油漆的。往北進又一排南房，三、四間罷，沒引起我倆注意，一戰士說，再往北進，是一四合頭小院，東面三間，西面三間，正房五、六間，都是紅柱綠窗，不很新，但也是近幾年新漆過的。院內幾棵茂盛的絲瓜，搭着菜架，那幾條肥瓜，有的茶杯般粗，二、三尺長，絲瓜北面有三、四棵柿子樹，是一種新品種吧，不足兩人高，橘紅色的柿子密密麻麻地低垂着。院內無人，我和錫華鎮靜地往正房走，身後有人喊：「在南書房呢！」我與錫華轉進南房。
我倆跨進南房門檻，一眼便看到趙了。他坐在東南方的座椅上，面色紅潤，見我們進來，他站起身，連說：「你們來了！」讓我們坐下。我拉過座椅坐在他左側，錫華坐在右側。他笑着說：「杜星垣約好今天上午10時來，剛才說來客姓杜，我還以為是杜星垣呢，原來是你倆！」

我與錫華同趙握手。我不知一種甚麽心情，失態了，抑制不住感情的衝動，淚珠在眼眶內滾動，幸好沒有淌在臉頰上，我立即恢復常態，鎮靜下來。

我細細觀察他的相貌。面色紅紅的，曬過太陽，頭髮全白了；兩頰瘦了，他自己說：「還有一百三十斤！」「瘦了好些，我原先腸胃不很通暢，這幾年通了，便瘦了些！」

他問：「你倆甚麽時候下來的？現在幹甚麽？」

我與錫華避開這個會引起他悲傷的問題，沒正面回答，只連連問他身體狀況。

我又說：「洪達、杜瑞芝來看你後，說你身體好，大家好高興。李普、林里、文濤都問候你！」

趙說：「這幾年，李學先等幾個人來過。李是老紅軍，不在乎，他先來探望了。我呢，這三年甚麽也沒失去，只失去了打球的機會！」

趙說：「十四大前，中央九中全會前，喬石、宋平（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四人找我談話。」我說：「在這兒？」趙說：「不在這兒，在中南海。喬石說，中央維持四中全會對你錯誤處分的原決定！這些話是預料中的。我說了三條：第一，中央對我的兩個錯誤的結論，我持保留態度；第二，處分我時，（處分）已見諸報端。我意見，中央應對我的錯誤與處分寫一文件，發到黨內，並將錯誤說清楚；第三，給我自由！他們態度倒好，答應將我的意見向中央彙報。」我說，「傳說，次日中央開會，大家對你的意見持積極態度，無人責問。」趙說：「是的，次日他們開了會，會上，喬石、宋平為我說了幾句好話。我和他們說的一些尖銳的話，他們沒說！」

趙說：「對我的事，兩方面都是以不變應萬變。他們不會變，我也不會變。1989年5月份，事態發展到那個關頭，我就知道，我面臨着重大的抉擇。我不同意那麽做，我必定下台；如同意那麽做，那我要對那麽處理承擔全部歷史責任。我選擇了前者。當時，我開了家庭會，我決心走這條路。這條路是我自己為自己選擇的，所以心境上無任何負擔，我心情很坦然！」

趙說：「別的，我甚麽也不遺憾，只覺得有一件事，至今想不通，因此覺得委曲、難過。」

我想沖淡他的感情，起身添茶。他呷了幾口，靜靜地說下去：

「4.26社論（指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後，群眾情緒的矛頭直指鄧小平同志。為甚麽，因為小平同志聽李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陳希同（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彙報後的那個著名講話，在群眾中傳達了。一個工人便找我說：『中央最高領導是甚麽？』我答：『政治局常委。』對方問：『政治局常委是不是還要向不是政治局常委的人請示彙報？』問住我了。我將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國內的領袖地位如實說了，這個工人被我說服了。這話又提醒我，人們對鄧的身份、講話有意見。我出於維護鄧的形象，才說了那些話。

「第二件事是戈爾巴喬夫來，我與戈談前，外交部替我起草的發言稿中有一句：『今日我倆會談，就是蘇共、中共兩黨關係最正式地恢復了！』按說，這是對的，戈、我是兩方的總書記嘛。但我不知鄧的底，我將這句話删去了。果然鄧與戈談時，鄧說：我倆今日是最高當局談話。以後，我又出於維護鄧的威信，免除誤會，才說了鄧是我黨最高權威的話。

實際情況呢？在鄧小平引退後，政治局開了會有過正式決定：一、政治局重大問題要向鄧彙報；二、政治局重大問題由鄧小平拍板。我公開講話並未將這個底如實端出，我只說，鄧是我黨歷史形成的領袖；重大問題，我們向他請教。」

趙說：「這可壞了！後來才知道，因為北京當時的政治局面，鄧小平不願意自己與中央保持那麽近的關係，想保持一定距離。我不了解這個，只一廂情願的維護鄧的威信，就那麽說了，結果是反認為我不願承擔處理天安門事件的歷史責任，好似將責任推給鄧了。鄧呢，覺得我那麽信任你，緊要關頭，你將責任推給我了！」

趙遺憾地說：「我與鄧小平相處這些年，私交一直很好。我說多少話，做多少事，他都一概支持。上述事發生，我在鄧的眼睛裏便成了品質問題。我其實何必多此一舉呢 !?」

我說：「目前政治敏感期，你去廣東不適宜，先在北京休息，見朋友；同時快快撰寫回憶錄。」我還說，「回憶錄可以分兩類：一類是黨內歷史性資料；一類可以出版發表。」他表示不願寫。我說：「趁你記憶力好，將重要問題寫下來，免得未來歷史上留下空白！有些事，只有你們幾人知道，黨、國家又無正式記錄，一旦你們記不起來了，別人、後人亟需知道，但無從了解，這從歷史來說，是很遺憾的！你寫了，是對這段歷史負責！」趙對是否寫回憶錄的意見鬆動了，說：「也是，我可以寫，當局還不至於搜查我的住宅！但各國領袖自己動手寫的甚少，有些材料，同志們知道可以談。中南海有個情況通報，有些批示我還有，我手頭還有些文字材料，但若干重大問題的有關文獻材料，在中央手上，估計不會給我的。如：一、『中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問題』是我在給鄧小平一封信中首先提出的；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也是我先提出的，鄧很欣賞。……這些都不在我手中。」

快10時多了，估計杜星垣照約要到了，趙要秘書搬來一隻椅子，準備了一隻茶杯。

梁伯琪同志也進來了，她瘦了些，衰老了些，面色發黃，笑眯眯的。她一進門，同我們一一握手，還說：「連累你們了！」

我帶了照像機，給趙個人、趙與梁，趙與姚錫華、趙與我，幾人合照，我一一拍了照片。

我將《中國禁書大觀》精裝本一冊贈給趙。他放在案頭，我在書中夾了一張一胞三胎我的三個小孫女的彩色照片，他細賞許久，還笑眯眯地說：「我家也有雙胞胎一對。」

我說，廣東幹部、農民、知識分子都非常地懷念你。去年冬，我到中山縣庫充大隊，你當年認識的陳二妹、上官婉儀多次問候你。趙說：「你那次去中山縣，寫了珠江三角洲一篇大文章，別人給我，我看了！」

我建議：「就市場經濟問題，你研究一番，這個問題太大太大了！」

杜星垣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裝進來，杜與趙等握手，寒暄。

趙發表一番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極精闢見解。他滔滔不絕，思路極清晰，語言運用準確，層次極分明，像他「六四」前一模一樣。

我再次被折服了，洗耳恭聽，想默默地一字不漏地在腦子裏記下來，但我畢竟也是70歲的人了，只能記個輪廓，晚上寫在日記本上。

趙講：「市場經濟的前提，牽涉到所有制。像老杜剛才所說，是國營制，國營企業壟斷，哪有甚麽市場經濟？是國營、國有，贏虧都是國家的，那就競爭不了，也不要競爭。

「小平同志思路很好，很實在。這十幾年來農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城鎮個企，私營，小平又搞了對外開放，有了三資、合資，這些經濟可叫做我體制（國營、國有）外的經濟，他們是市場經濟，進貨、售貨、資金、價格都靠市場，靠自己，無人作後台，競爭性很強。發展了十幾年，這一大塊很活躍，發展迅猛，使得我國產品、商品迅速豐富起來，又安置了那麽多勞動力。這些經濟的發展，是十幾年來最大的成功。

「這個成就，是出乎我們預料的。不是我們預先設計好的。如果誰說，這是他（指鄧小平同志）設計的，他創造的，我可以作證，沒那麽回事，是實踐在前進。我們原來一套行不通，我們便將這一塊放開，群眾便在那兒創造，闖關，闖出了一個新天下！

「國營、國有的這一塊。關鍵在於減人。但減下來的人怎麽安排？安排到哪裏去？看來，體制外的這一塊發展了，便可以安排國營精簡下來的人了。廣州地區便是這樣！

「國營、國有的這一塊怎麽搞？可暫時不管它！『六四』後說國家經濟要向國有、國營傾斜，怎麽傾斜？投票子、投材料，怎麽樣？有起色沒有？沒有，行不通。於是又回到以前的老路子上去。

「我想，放開，發展個體、私營、外資，這一塊發展了，市場經濟發展了，國有那一塊就好辦了！

「現在不必爭論。不要爭論，這是小平說的，很好。一爭便要問姓社？姓資？領導人你說話不說話，說，怎麽說，這是甚麽性質，甚麽社會，我們搞了幾十年啦，概念很多，很難說啊！所以我說，幹，埋頭幹，發展生產力，怎麽能將生產力搞上去，就怎麽搞！

「張學良很佩服蔣經國，蔣經國將台灣經濟搞上去了！蔣經國臨終前，辦了三件事：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允許到大陸探親。三件事，了不起，值得我們注意。

「馬克思基本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積極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超前不對，滯後也不行。」

在交談中，趙還說了以下的話：

「我73歲了，做不了甚麽事了！」

「我現在坐在這個書房，比在台上清閒不了甚麽。那時，批署文件，現在看書，也挺緊張的！」

「以後，我的願望就是讓我打球，昨天下午打了一次，在通縣，能打九個洞，有一千多公尺。『十四大』以來，我打了三次了。」

「他們給我談話，老說考慮到穩定，你要甚麽甚麽，無非是怕我上街說話，將話傳到外國去，傳到民間去。我答應我不那麽做，叫他們放心好了。反正我自由些了。」

「你們甚麽時候來，先打個電話，我們談談話。」

「老杜（指杜導正），你能不能搞到外國的書？一本索爾茲伯里的《新的皇上——鄧小平的中國》，阮銘也有一本。能搞到，我想看看；搞不到，勿勉強！」

留下時間，給杜星垣與趙單獨談，我與錫華告退。趙說，不是說要照像嗎？於是，大家都笑着走到內院柿子樹下，在陽光處，趙、杜星垣、姚錫華、我合影，趙非常高興的樣子。

趙的書房，靠北窗台，有一半橢圓形咖啡色書桌，四周牆前擺滿了中外圖書的大書橱，一圈沙發，一台電熱開水爐，還有一具烤電醫療儀。倒安閒、清靜、整齊。

幾次細瞧趙的形象、動作。趙明顯地瘦了，往日魁梧的形象不見了，你再注意觀察，他兩隻手好似，不，是瘦了，小了。過去，他手掌白白的，紅紅的，厚厚的，大大的，現在小了。一是年逾七十，二是心情不佳，等於蹲了三年牢籠。他說，我被軟禁了三年！

談話中，進來一個50歲年紀的中年人送報紙、旋退出。臨別，請他留名字，他說我叫王天生，還留下了家裏的電話，家電話號碼：××××796，趙這裏電話：××××645。看來，頗中肯，老誠。

從趙的北院出來，到南院有三、四位戰士模樣的人在閒聊天，對我們的行蹤似乎不很在意，我心也就輕鬆了些。

記下這難忘的一次會面罷！

非常地惋惜這英才被埋沒在窄窄的小院裏！

趙說：「陳立夫學周易，長壽！活到93歲，耳聰目明，搞政治則或喜或悲，不易長壽！」

趙說：「他們想做我的工作，要我回心轉意。派王任重來，王與我關係還可以。王找我談話，說我右，意即照我思路做下去，中國資本主義要發展了。我想，我不右，而是你（指王任重）左。談不攏，他們也便對我死心了！兩方面都是以不變應萬變！」

趙還說：「王忍之知道那個『社會主義說不清楚』的來歷。一次談話，我是說過一句社會主義說不清楚，我非鄭重說的。王『六四』後抓住這句話批我。其實呢，批我是假，批鄧（小平）是真。那文章的矛頭指向誰，誰看了也明白。」
我說：「『六四』後，他們組織了班子，擬好了題目，將你的材料，主要是你的十三大報告，梳了辮子，要全面、系統地批判。鄧小平同志1990年初一次講話，說：『十三大報告是十三大正式通過的，一個字不能動！』這才將那個險惡的批判行動阻止了！不然，不是批了趙，而是批了鄧，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可就太危險了，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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