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東區J醫院的病榻上，老政治犯趙慶雲先生對他的大兒子商人趙爾平如此說。時為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對這樣的一種無法說清到底是強制性的還是志願性的失語，在場的葉春美女士是能痛感接心的。聽「老趙」這麼說，她幾乎逐字地回想起他說過的這麼一句話：
「一九五○年離開的台北，和一九七五年回來的台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台北。」（〈趙南棟〉）
約莫六年前，也就是一九七八年，當她不負故人之託，終於尋得老趙時，在趙家客廳裡，那時還頗硬朗的老趙和她談及出獄後人事全非、時空暈眩的苦惱。趙慶雲老人的苦惱，葉女士旁白如下：
他被捕時任教的Ｃ中學，也完全改變了面貌。校地擴充了。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學校的木頭建築，拆得一棟
也不剩，全蓋了水泥大樓。整個台北市，他還能一眼認得的，就只剩那紅磚蓋起來的，永遠的總統府，和一
九四七年他方才來台灣就趕上的，「二二八」事變的次日那清冷的早上，他一個人穿過了新公園。他還記得
，七五年回家以後，長子爾平用車子載他繞過新公園時，他特地要兒子把車停在公園正門對面。他看著那也
不曾改變容顏的，園內的博物館建築，耳邊卻響起了一九四七年台北騷動的鼓聲……（〈趙南棟〉）
她是能切膚地理解歷史和地理之間的獰惡共謀的；空間的重構無聲無息地重寫了歷史。她自己也是在一九七五那一年從那掛著「椰子樹的長影」的恐怖浪漫主義太平洋熱帶小島歸來的。當她回到她石碇「老家」時，老家與她卻見面不相識。少女時代的春美曾經懷著一顆忐忑的心，趨步寄信給她後來被槍決的「慎哲大哥」的木造老郵局，早已消失了，變成了一排排的洋灰房屋。每次，當她——
走過那往時明明有過一座日本式木造郵局的小街，﹝她﹞總會覺得像是被誰惡戲地欺瞞了似地，感到怏然。
在她不在的二十五個寒暑中，叫整個石碇山村改了樣，像是一個邪惡的魔術師，把人們生命所繫的一條路、
一片樹、一整條小街仔頭完全改變了面貌，卻在人面前裝出一副毫不在乎、若無其事的樣子。（〈趙南棟〉）
二○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我坐在往上海的直航班機上，窗外碧海青天，窗內台商滿座──我們都是「趙爾平」。我蕪亂地翻著已經被我讀過N回的一本陳映真小說集。這次去上海開會，我要報告的就是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翻到趙慶雲與葉春美這一段，思緒一下子從九公里高的東海上空掉頭奔回記憶裡老台北的新公園、博物館與總統府。在空服員過度禮貌的「咖啡，要喝點咖啡嗎？」的詢問聲中，我想起了博物館。一九六七年，母親在春節之前，帶我去永和看望她以前永和國小的一個同事，傍晚，母子倆坐五號公車返回台北，下車的地點就是在博物館附近，母親牽著我的手，通過了站著羅馬宮殿式石柱的L銀行。在那個冷冷的冬天晚上，一向很節省的母親花了五塊錢為我買了一隻軟塑膠烏龜，黑巧克力色的，有一個拉環，一拉，它就能爬一陣子，由快，而慢，而停。母親很是孤獨，假日，她常帶著我離開那有一個旗人婆婆會欺負她的家，而她的娘家則是在那遙遠的冰封的北國。我想起了新公園，想起了，唉，酸梅湯──能不嗎？但我也想起了讀C中時，某一個週六中午，穿著制服背著書包的我，在新公園的一條橫椅上懶散地坐著時，一個應是外省公教人員，像我父親一般年齡的中年人，堆著那時候的大人所少有的滿臉笑意與注視眼神，陡然坐下來和我搭訕時，被我霎時築起的防衛性姿態所擠對到的表情，混雜著失望、悲傷，與某種不甘……。從七○年代新公園往前快轉，我想起了那才不過是幾年前，但卻似已淹久得發黃的紅衫軍群眾、傾盆的大雨、鋼刃的拒馬、黑壓壓的烏雲、黑壓壓的警察，以及──那後頭「永遠的總統府」。
於是，陳映真的小說就成為了一個演繹私的記憶與想像的楔子。如果記憶是「私的歷史」──陳先生曾這麼說過，那麼這個私應也無處不著於公罷，儘管，記憶常常會跟它自己耍心眼，儘管，想像也未必真如它自以為地有翅膀。又如果，陳映真的小說是「經」，那麼，我的隨筆就可以是「傳」，甚或「釋辭」。傳可以是解經，但又不必本乎經，那自是「古已有之」。春王正月，中山北路，誰曰不宜。
中山北路 一九六七
門開了。像地窖一般幽暗的酒吧，便在一霎時間掠過一片白色的日光。一個又瘦又高的黑人走了進來……
「嗨，甜姊姊。」他鍾情地說。
「我叫艾密麗•黃。」伊說：「弟兄們都叫我艾密。」……
地窖裡都是便裝的和軍裝的美國兵士。
低低的天花板裝潢得像沙發一般，而一盞盞微弱的燈嵌在上面，彷彿一朵朵疲倦的月亮。
──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花〉1967
從各條曲折蜿蜒的小路上匯聚而至中山橋的各種大車小車，倚著圓山丘陵的一點高度，在下橋之刻，都因視野大開而釋放出一種縱恣感。這麼一點兒因空間之「勢」而來的快意，既曾讓公共汽車上進城的幼童，萌發出一股包括了新公園酸梅湯冰淇淋在內，但又不全然的朦朧悸動，也應曾聊慰了那從官邸前往總統府路中，故國三千里抑鬱不得展的蔣氏兩代領導人罷。在中山北路的上游某處，大約是今天北安路頭美僑俱樂部那一塊兒，在後來的一個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的夏日午後，有一個青年目睹了坐在後座、搖下車窗，側首蕪看冥想的蔣經國，「愁容滿臉哪！」
也大約是那幾年，那個青年在黑白電視上，看到了蔣經國以濃得化不開的浙江口音的普通話，很費勁但也很真誠地說，大雨後，當他的車隊經過中山北路，因為車速快，常會把水「濺」（發音似是zen）到路旁候車亭等公車的民眾，當是時，他心底就有一種「很對不起老百姓」的感覺。在電視上，胖胖的老先生還以他的兩掌朝下往兩側平平一展，白鶴亮翅般地表達出那些被zen出去的雨水。
很多年之後，當人們知道了蔣經國曾經的紅色來歷之後，人們才或多或少願意相信當初他說這些話時所可能有的真心，一種很痛苦的真心，一種自言自語，一種和青年的自己的不可能的和解的和解。像我們每一個人一樣，他也需要有一根線繩，哪怕絲絲縷縷已近抽盡，但還是得把他這一生給象徵地串起來：「人類解放」、「社會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救亡圖存」……
下了中山橋，過了動物園與兒童樂園這兩個純真高點，就下到了「真正的」中山北路了。中山北路是此時台北洋氣最盛的地方，從美軍顧問團、美軍福利站、克里斯多福教堂、F麵包店、晴光市場、C書店，到美國大使官邸……洋味綿延。一九六七年，越戰方殷，路上到處是老美軍人，有軍裝畢挺頭戴船形帽臉帶紳士微笑的軍官，也有平頭牛仔褲木木然不憂亦不喜的大兵，有白人、也有黑人，但以幼童之眼觀之，他們都是旗杆兒似地又細又高，一個瘦小孩兒若坐在他們肩膀上，肯定就會隨風飄揚了。但這個兒童印象對大人而言肯定不靠譜，難不成美國為了帝國形象，連矮的、胖的都不准出國打仗，或是雖讓打仗卻又不讓休假，或是雖讓休假卻又不讓上中山北路，或是雖讓上中山北路卻又只准夜半放風！幼童印象中的街上美國大兵就像是白色或黑色的「長腳蜘蛛」，那逼仄的大紅色裕隆計程車哪塞得下？每次看他們費勁地把剩下的腳搬進車裡，就覺得好玩。早就變聲，滿臉青春痘，身高已一七幾的「朱八」，就告訴這些一百四十幾發育不良的班上小鬼：「這些老美都是來台灣打炮的，他們一上計程車，什麼都不用說，就和司機指一指他的雞巴，司機二話不說就載他們到北投了。」聽得大夥兒目瞪口呆。
雖然前些年才大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越戰來了怎麼辦呢，還是得戮力於美天子共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台灣沒錢，只好出力了，特別是出婦女之力。越戰之前，婦女早就為台灣出大力了，將青春投入裝配線，「工業報國」了。中山北路農安街F麵包店的對過就是T公司，在它的房頂上就以木架搭了一個「工業報國」巨型楷書看板，向過路的層峰獻媚邀寵，但估計它的L老闆應該沒有擅自代表女工獻媚的意思，四個字後頭迎風而立的應該只是他自己。但越戰來了，「工業報國」不夠了，還要以身報國，性產業於是因戰爭而春筍之。這時的中山北路二、三段的巷子裡或是民族東路、民權東路、林森北路、雙城街、德惠街、農安街一帶，都是洋名字酒吧，夏莉、美琪、曼哈坦、蒙他納……。酒吧小姐晝伏夜出，出而又伏，只因這些酒吧很多都是在地下，或至少「像地窖一般幽暗」。但偶爾，她們也是要晝出的，因為要當伴遊。在一九六七∼六八年的中山北路，你是會常常看到紅唇綠眼衣著經濟的年輕酒吧小姐，扯著喉嚨喊著誇張的、洋涇濱。但我們聽來總是覺得新奇有勁，至少怎麼聽也比英文老師的英語好聽。她們小鳥依人在兩頭開外的老美大兵腰間，鶯聲燕語地、大搖大擺地通過那華北剿匪總部風或是北平綏靖公署風，且高懸忠貞二字的中山北路憲兵隊部前。男男女女膚色儘管迥異、關係明顯交易，但卻不太讓人有色情感，因為畢竟他們都是青春的。青春萬歲。那是一種因人類的愚蠢與殘忍而產生的邂逅，而他們只是這個世界史的邂逅的無可奈何劇中人而已。相對於此，中山北路一段巷弄內的日本觀光客與本地女子之間的關係就無可救藥地浸潤在一種帶著霉味的情慾之中，魚貫而行的日本買春隊伍在雨季的三條通裡走進熱海，躺在箱根。這個情景更且因為行事者的沉默與節制，更顯變態與色情。中山北路一段日本區的本地女子，一般而言，略近中年形影滄桑笑容苦澀。青春易逝。
這是中山北路一九六七，一種中國國民黨式的虛無、開放、振作與頹廢的奇妙混合。十二年之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中美斷交，當夜，兩個眷村小伙子沒頭沒腦瞎行而至中山北路，路上不見一個洋人，走到圓山的美軍俱樂部，只見門口聚集了一票暴民，我的同胞，操著粗獷的閩南話三字經，勇敢地打砸那一向敢看而不敢近，只有美國人與高級華人能進出的租界式洋樓。幾個老美，說來也奇這回倒是有胖子有矮子了，慌慌張張地、因理虧還是力虧什麼的，不敢太過憤怒地、純粹表示自衛地，在破碎的玻璃門內拘謹地反擊。警察好像沒來，又好像來了也不管事。一個漂亮外省馬子流著兩行清淚對這兩個她並不認識的眷村小伙子說：「我好感動喔，從來沒有看到我們中國人像今天這麼團結過！」
翌日夜裡，一個外商公司的本省人經理劉福金在日記裡記下了當天中午他坐在外省人經理陳家齊的車，往東區的一家「歐洲風的西餐廳」赴宴時的途中見聞：
在中山北路二段，我們看見一列學生在遊行，前頭一個巨幅的紅條，用白紙剪了幾個大字，貼在條幅上：
「中國一定強！」
「要是幾天前，這五個字，一定叫我流淚。」陳家齊沉思地，低聲說。
學生們捧著獻金箱，高喊口號，揮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我們的車子在行列邊不能不放慢了速度。
「Irrational nationalism！」陳家齊忽然獨語似地說：「盲目的民族主義！」
「Peter Drucker！」我脫口而出。──陳映真〈萬商帝君〉1982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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