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解釋，是創作本來就靠上天眷顧。江郎才盡的傳說，哪一晚夢見仙人送五色筆，哪一晚又討回去，本就非寫作者本人可以控制。英文靈感「inspiration」一字，原意是「氣入」，也就是說天神把一口氣吹進你身體，創作才會發生。自荷馬以降，史詩開頭都要向神發出召喚（invocation）：「謳歌吧女神，關於阿契里斯的憤怒」。詩人等於宣示進入起乩狀態，讓繆斯透過他唱出特洛伊覆滅始末。即使到現代，作家亦不能擺脫迷信，約翰•齊佛（John Cheever）就寫過一短篇〈准將與高爾夫寡婦〉，說許多作家一早起來都喃喃有詞，召喚來果戈里、契訶夫、薩克萊、狄更斯等在天之靈，稟告今天要寫什麼，恭請諸大師指示該怎麼個寫法。
一管夢筆，一口仙氣，還是神靈附體，每篇佳構都是一次靈異事件，不是人間正態。鐘敲十二下，南瓜車恢復原狀，民國才女再搜索枯腸也不能成篇了。
嚴肅評家當然不語怪力亂神，他們解釋張愛玲的中晚年寡產，通常的說法是生活艱難。看病看的是窮人醫院，睡行軍床，一疊紙盒權充寫字檯，環境如此惡劣，當然有礙寫作。我卻認為「命窮而後文窮」這種說法並不能套用在張愛玲身上。物質條件也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讀：極儉生活並非受逼，而是為了預防缺錢。她若真缺錢，其實不缺財源，電影版權抬高價格不就得了？全集出版也可以要求更高的預付。張愛玲是刻意把金錢需求壓到最低，沒想到竟因此把創作火苗也一起澆熄了。文窮，正是不缺錢的不幸副作用。
命窮不會帶來文窮，例子有《尤里西斯》，喬哀斯寫作時是當一天家教，才能為一家四口覓得一晚住宿。窮到天天搬家，還要養妻養兒女，書還不是寫出來了？更多的例子，是命窮反而帶來多產。巴爾札克二十幾歲就生意失敗，欠下十萬法郎（今天不只五千萬台幣），一輩子只好寫寫寫，管他有沒有靈感。狄更斯不能說命窮，但絕對缺錢，十個小孩嗷嗷待哺，一票窮親戚不時上門借錢，與小情婦同居後還必須多維持一個家，為了錢，也只好夜夜寫到腦皮發燙。
張愛玲就是不缺錢才寫那麼少，我敢這麼說，因為她創作力最旺的那兩年，錢的確是重要動力。她要養活自己，要付房租，據《小團圓》所述，還急於還錢給母親。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她與賴雅貧賤夫妻，必須籌錢為給賴雅治病，這應該是她一生最缺錢的時期，期間她差不多三年寫就《雷峰塔》、《易經》六十萬言，也算有相當寫作成績。但等賴雅過世，她進入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做事，舊作又重新出版，開始有版稅收入，基本溫飽就不成問題了。兩大報最有錢的八○年代，女神若有新作，什麼價碼不可能？偏偏她已「君子固窮」，心如止水了。
張愛玲在六○年代的人生轉折當然不只賴雅過世，金錢壓力解除。一九六一年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在美問世，促成她舊作一九六八年在台出版，讚譽從此紛至沓來。這一轉折，對創作力可能也是大挫傷。
我說讚譽有害創作力，許多寫作者一定覺得很奇怪。筆耕何等寂寞，大多數寫作者根本是靠讚譽撐下來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多虧第一本書《窮人》被別林斯基捧成「新的高爾基」，才成就後來的文學事業。何況，「成名要趁早」不是張愛玲名言嗎？讚譽怎會害到她？
早成名的痛快，費茲傑羅最瞭解個中滋味。他寫過〈年少成功〉（Early Success）一文 ，回憶自己二十四歲以《塵世樂園》一書暴得大名，稿費從一篇三十元暴漲成一千。美夢太快成真，以後幾年都以為人生是「一場不散的濱海嘉年華」。末了他感嘆，作家若是成名太早，就會以為運筆行文只需天縱英才，不懂得自立自強。這時他四十出頭，已經油盡燈枯。
張愛玲的狀況與費茲傑羅不盡相同。費茲傑羅生前只成過一次名，稿費暴增那種名。四十四歲過世時，他只是個過氣的大眾小說寫手，文壇並不認識他，等到《大亨小傳》被經典的造王者「發現」，已是多年後。張愛玲卻兩次成名都在生前，第一次是二十三歲，比費茲傑羅還早，第二次則年過四十，離將來大去還有三十幾年。
照費茲傑羅的說法，四十歲成名是好事，因為這時作家已懂得與命運拚搏，經得起大風大浪。那為什麼張愛玲第一次成名，創作宛如火山爆發，第二次卻讓編輯讀者望穿秋水？
我想，對創作力來說，成名早晚可能沒那麼重要，名聲的性質才是重點。稿費上漲之名對創作是一種激勵，因為金錢是一時的，鈔票在手的感覺何等實在，一定讓人想要把握當下，趕緊再寫下去。文學評價之名則是長久的，正因為不屬於一時，反而不踏實。評價會隨著時間消長起落，難以捉摸。張愛玲年輕之時，最顯赫的當代英國大家是毛姆、赫胥黎，這兩人二十年後都落得乏人問津，代之而起的是原本聲名普普的勞倫斯。張愛玲寫「成名要趁早」之時（27歲），應沒想到哪天成就會被擺在曼殊菲兒同一個秤子上。
文學地位已經確定，還要繼續寫下去，就會擔心砸招牌。最慘的例子是蕭洛霍夫，二十五歲發表《靜靜的頓河》前面四分之三，史詩格局近一千頁，評者譽之為《戰爭與和平》第二。十年後發表最後四分之一，已予人狗尾續貂之感，再過二十八年寫出下一本小說《新墾地》，更是平庸至極，於是讓人懷疑《靜靜的頓河》是盜人手稿，真正作者是某位戰死沙場的白軍軍官克里歐可夫（Fyodor Kryukov）。
約瑟夫•海勒的狀況好一些，三十八歲第一本書成名，果然如費茲傑羅所言，年紀已經得起考驗，從此自力自強寫下去，後來作品評價都一般，但至少沒人懷疑《二十二條軍規》不是他寫的。問題來了，他在宣傳新書時就必須面臨沒禮貌的提問：「你為什麼後來就沒寫出《二十二條軍規》一樣好看的小說？」他問回去：「別人難道就有嗎？」雖然勉強維持面子，難免令人想起美人遲暮，或富人變窮，一定格外受不了別人眼光。
海勒最後一本小說《老年藝術家的肖像》寫的就是這種滋味。主角第一本書就被譽為經典，後來作品都不能比，垂垂老矣覺得已受夠別人眼光，就發誓要在死前寫出一本曠世鉅作。他天天逼自己坐在桌前，點子是很多，以特洛伊的觀點重寫《伊利亞德》，把卡夫卡《蛻變》搬到華爾街，把《湯姆歷險記》的主角寫成都會雅癖。但一想到要交代背景，要把人物寫得有血有肉，情節有聲有色，就覺得好累。這種花時間、耗力氣的事應該留給年輕人去做。
力氣，一定是許多作家創作無法為繼的一大因素。若不花力氣，即使一流作家也容易落入窠臼俗套。賈島「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並不是真的三年只寫出兩句，而是只有兩句達到自定標準。辛波絲卡一生詩作只有四百首，被問怎麼寫這麼少，就回答：「因為我有字紙簍。」必須非常非常用力，寫出的東西才不必扔進字紙簍。
力氣有時而盡，這點作家就好比運動員，只有幾年巔峰。海明威的比喻最刺激，他說他寫作就像打拳擊，對手還是托爾斯泰。這個意象的弦外之音，就是寫作必須心頭糾緊，怒目圓睜，全身筋骨靈動，不然一不留神，寫出板滯文句，就是下巴吃前輩一拳。此時不扔掉重寫，兩三下就被打趴在地了。海明威不喜歡被打趴在地，力氣用盡就舉槍自戕……（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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