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畢業後考上板橋高中，是我們家唯一能考取國立高中的小孩。老為學費操煩的父母甚感欣慰，但就讀於私立女中的三個姊姊卻認為板中不能去，「蔚然去了氣質會變差。」晚熟無知的我不知氣質為何物，直覺以為和洗澡有關，只能任由她們胡說八道。於是，在三位有氣質的姊姊力薦之下，我放棄板中，跑到遠在蘆洲的徐匯中學就讀。
就校風而言，隸屬天主教的徐匯有其特色：校風相對開放，教官相對不機歪，制服是否合格也沒那麼挑剔，要不要考高分隨你便，神父輔導學生時從不傳教，教英文的老師興致一來還會談吉他教唱流行歌；而且，師輩們大致親切，只罵不打，從來沒動用過藤條或鐵尺。唯一讓我痛恨的是數學老師，這傢伙老愛訓話，除了教一些我永遠聽不懂的幾何外，他最喜歡對我們精神喊話：「各位同學，即便是冬天，你們走路時也要朝氣蓬勃，不能縮著脖子，兩手插進褲袋，像個小太保。看到沒？我長褲兩邊的口袋都縫死了，就是為了警惕自己，走路要抬頭挺胸，像個男子漢！」每當憶及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我就想起那個自以為在軍校任職的數學老師。
儘管學校不討人厭，我倒是在與同學交往中感受一股強烈的文化震盪。徐匯的學生大部分是「國語人」，外省人居多，本省人反而屬於少數。多年來不時聽聞當年南部學生在學校講台語被老師體罰所受的心靈創傷，我亦有類似經驗。高一時，我ㄈㄏ不分，不自覺地把「我發現」說成「我花現」。某天一位同學當場嘲弄我，「你花現了什麼發啊？」一旁的同學們跟著指點取笑。那天我深感羞愧，在公車上暗自流淚，而當我想到那個嘲弄我的同學也是本省人時，心裡更忿忿不平。進入家中看到茶几上的電話帳單時，心血來潮，拿著帳單大聲念出「電話費」足足一百遍，母親以為我瘋了。之後，ㄈㄏ不成問題，再也沒有人敢嘲笑我滿嘴台灣國語。許是矯枉過正，多年後很多人以為我是外省人，更多年之後，反而是一些台語極為輪轉的外省人數落我的母語不夠地道。
語言問題永遠不光只是語言的問題。一九七○年，我被「國語人」同化時，也一點一滴擷取收納了某些意識形態；然而，弔詭的是，也正自那時起，我逐漸對「國語人」頗有反感，尤其是那些自詡為「高級國語人」的本省人。把話說白了就是，我的認同意識出現了裂隙。不過，裂隙並不代表危機，它對我而言不啻是至今引領著我的啟示，當時我已隱約體悟，認同不需要純粹，亦不應是單一選項。
劉文正是我同班同學。這小子高(身兆)俊秀，不笑時滿臉稚氣，微笑時帶股邪氣，迷倒男生女生。某回音樂課，劉文正不斷被老師斥責：「你怎麼搞的？把神聖的國歌給唱歪了！」劉文正當時是這麼唱的：「三ㄢㄢ民主ㄨㄨ義，吾黨所ㄨㄛ忠ㄥㄥㄥㄥ。」老師不敢相信他的耳朵，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當下我已確定，這傢伙往後若在娛樂圈發展必將闖出一片天！多年後在電視上看到他蓄著長髮、披著圍巾，邪裡妖氣地唱著「小ㄠㄠ雨，打在我的身ㄣㄣ上」時，我這最早相中他的星探感覺與有榮焉。
三年裡劉文正從未和我說過話。高中的世界除了存在和語言息息相關的省籍意識外，還有因身家、外貌、身高而衍生的層級制。
劉文正家境富裕，他的娛樂內容可不是我們這些土蛋玩的踏青或看電影；他和朋友搞band、開party把聖心的馬子、到圓山保齡球館二樓打冰上曲棍球。一九七○年，台灣誰打冰上曲棍球！誰知道曲棍球長什麼模樣！
我生性羞澀，長相亦不夠醒目（髮沒禿，鬚未長），因個兒矮，一向被分配在第一排座椅，毫無機會和既高又帥、坐在最後一排的劉兄哥打交道。劉文正尚未成為巨星前，在我眼裡已是神話了。有一回，學校舉辦班際歌唱比賽，導師提議本班組隊參與，並指定劉文正擔任隊長，要他欽點隊員。於是，劉文正站在講台，勾著食指，像是挑選生魚片似的，一一唱名，每一個被他點到的同學都像觸電般從座椅跳了起來，走上講台。全班約有四十名同學，劉文正挑中了三十幾位後便戛然而止，對老師說：「這樣夠了。」導師前引下，劉文正和被他選中的同學們衝出教室，跑到操場練唱去了。教室裡只剩我和其他沒人要的死魚，愧窘到不敢互視，默不作聲。對我而言，那是一次不小的「創傷」，三年後得知聯考成績只差兩分便能吊車尾時也沒那麼刻骨銘心。自那時起，我開始偷偷練唱。
一九七○，就在我和很多年輕人覺得一無是處時，我們在搖滾樂找到了寄託；它引領我們進入一個不分族群、不分貴賤、不分高矮的天地。當時的台灣一點都不民主，但十塊錢一張的盜版黑膠唱片卻是多數人買得起的。
十塊錢，一張想像。一九七一年，嗑藥像吃維他命的約翰•藍儂唱出冷戰年代的心聲：想像這世上沒有國界，沒有貪婪，沒有殺戮，你或可說我在做白日夢……國民黨機器發覺此曲疑似歌頌共產主義，不久便下令禁播，但為時晚矣，我們早已熟記於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