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不堪的童年和青春期，又正值歐洲當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段，讓伯恩哈德變成了一名悲觀主義者：在別人讚美生命豐富的賜禮的時候，他只看到死亡的恐懼和精神的錯亂；在別人宣揚仁慈和救贖時，他只注意到靈肉的墮落和存在的荒唐。
對於這樣一個掙扎不已的靈魂，選擇活著或許就是為了激怒所有那些試圖奪走他生命的人、事、物，而寫作自然也成了他最安全的復仇手段。正如他在第二本詩集中寫的：
憤怒之花瘋狂蔓延
生出荊刺
直指入天
竟刺得太陽也滴下血來
滋養我的苦澀之花
第二幕
雖然伯恩哈德以小說與劇本揚名，事實上他卻是以詩人身分進入文學界的。二十多歲時他竭力扮演這一角色，直到他的編輯拒絕出版他原定題為《霜》（Frost）的第四本詩集時，他才全心轉向小說及戲劇的創作，並在兩個月內趕出一部長篇小說的初稿。
接下來的情節純屬黑色喜劇。小說標題仍為《霜》（伯恩哈德死不認輸的個性由此可見一斑），一年後出版，出人意料地獲得評論界和市場的雙重肯定。想必這讓伯恩哈德既開心又惱怒：原本是為了驅走失意而隨興創作的產物，卻讓他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名望。不過，改頭換面確實是樁好事；沒有比寫小說與戲劇更適合他來發洩自己對世界的憤怒。
奇怪的是，他抱怨得越多，他的書就賣得越好。他對文壇越不屑，得到的嘉獎就越多。他越說自己討厭戲劇，就有越多觀眾買票捧場。或許這也解釋了他的小說為什麼越來越難讀，拋棄了段落和情節等傳統手法，把句子拉伸至極限，似乎在挑戰讀者，看他們能不能接受自己的每一部新作。
諷刺的是，越多人啃不了他的書，那些書的銷量就越好，他的名氣也越高。這一切只加重了他的厭世傾向。好在他從不缺乏幽默感——黑暗、尖刻、怪誕的那種，如此緩和了他盛氣凌人的論調。
不論伯恩哈德多喜歡貶人，他對天才一向充滿了興趣，尤其是他那名奧地利同胞，或許因為維根斯坦不但具有伯恩哈德筆下人物同樣的毛病——偏執、妄想、反覆無常——同時還執著於追求完美。
就像維根斯坦試圖寫出一本能解答所有哲學問題從而讓其他同行著作顯得多餘的書，典型的伯恩哈德式人物也試圖實現各種領域的不可能之事，並在這個過程中摧毀自己和周遭的人士。伯恩哈德的戲劇《世界改良者》（Der Weltverbesserer）就有個這樣的角色。一名妄自尊大的學者，寫了一篇晦澀難懂的論文，目的是要「改良」世界。然而，在劇中他只是沒完沒了地發牢騷。在伯恩哈德的作品裡，就連那些希望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人都只落得荒謬。
第三幕
隨著伯恩哈德不斷挖掘人生的醜惡面，他在思想上難免成了一個無法吐舊納新的老古董。在他眼裡，似乎只有卑鄙和可怕的才是真實。正如《霜》裡的瘋狂老畫家所說：
你要明白，真相總是具毀滅性的。真相引向下坡路，指向下坡路，真相始終是個深淵。
無論這番話是否正確，伯恩哈德在他的一部回憶錄中都堅稱：
重要的是我們是想說謊還是說真話、寫事實，即使它永遠不可能是事實，也絕不是事實。
除了真相難以捉摸這一陳腔濫調，伯恩哈德在這裡也暗示了自己的雙重標準：一方面，他堅持不懈地揭露關於他人的「真相」；另一方面，他又拒絕讓任何有關自己的「真相」公開。
伯恩哈德的私生活或許真的與他人無關，或許也未必。不提別的，他那些陰鬱無比的著作，實際上有不少是在陽光燦爛、風景秀媚的地中海一氣呵成，而不是他想讓讀者相信的，是隱居在與世隔絕的簡樸農舍中醞釀完成。難道這真與對他作品的理解全無關係？
或許「公開」的伯恩哈德只不過是一場表演，一場為了配合他乖戾作品的演出。讓這種解釋更具信服力的是，伯恩哈德不僅正式學過戲劇表演，也常在作品裡撒下相關的線索。例如，在《維根斯坦的侄子》（Wittgensteins Neffe）這部半自傳作品中，伯恩哈德承認：
幾十年來，保羅都扮演成瘋子，而我則扮演成肺病患者；而且，正如他利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我也利用了我的角色……我珍惜並利用自己的肺病和瘋狂，可以說是它們共同構成了我的藝術。
這裡所說的到底是什麼樣的「藝術」？這種「藝術」在伯恩哈德的作品中占了多少位子？他是否在那些所謂的非小說作品裡也隨意渲染自己的經歷？倘若是，這能否解釋他那些寄給報社的誹謗信，採訪中的赤口白舌，還有他在頒獎典禮上那些肆無忌憚的言行，以及之後所寫的貶抑言論？它們都是源於「真正的」伯恩哈德，還是他「藝術」的一部分，因為人生本就是一場舞台劇？
第四幕
可以確定的是，公開地宣揚自己的仇恨，不光會樹敵，也能招來朋友──甚至從意想不到的地方。好比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讀伯恩哈德的書，最讓我欣賞的不是它們的背景或道德觀。我就喜歡置身其中，感受並分享他不可抑阻的憤怒。這就是文學給人的慰藉——邀請我們與自己喜愛的作家一起瘋狂發洩。
這無疑是伯恩哈德魅力的一大部分。他不但向作家們通常責罵的各個方面發起了抨擊，還把最惡毒的怨恨留給自己的祖國，總是在作品中攻擊奧地利的納粹歷史和反猶太主義偏見。
像伯恩哈德這種充滿憤怒的人，似乎不可能長壽，但一聲不響就告別人世也絕不是他能做到的。五十八歲過世前幾個月，他最後一部舞台劇《英雄廣場》（Heldenplatz）在維也納上演，差點引起了街頭暴動。這齣戲再次用一件他的同胞無法容忍的事情來譴責他們：說他們仍然是納粹。
比這更尖酸的臨別惡語他留在了遺囑上。伯恩哈德規定：
我一生中發表的所有作品、我死後無論在哪裡發現的創作，以及我以任何形式寫出的各種東西，在法定版權期限內，都不能在奧地利境內上演、印刷，甚至背誦，無論該國如何界定自己。
有趣的是，伯恩哈德早年曾在一部短篇小說裡指出，「無論誰，只要能在臨終時寫出一部純喜劇，就已經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這樣看來，伯恩哈德還真的笑到了最後。他的作品在奧地利越是遭禁，實際閱讀和討論他的人就越多。
第五幕
假設一切都是荒唐的、醜惡的，就像伯恩哈德一再強調的那樣，他自己又何必費力創作？何必跟人生較勁，忍受存在的滋擾和可厭？他在早期小說《擾動》（Gargoyles）中不就宣稱過，「已經死去的比尚未抵達這個階段的更具吸引力」，而「我們所過的，我們所讀的，我們所想的：都是在為自殺做培訓」？那麼，是什麼阻止了他自己？
回答這種問題對伯恩哈德來說應該不難。拿他那部以三位演員的名字作題的舞台劇為例好了。《麗特、丹妮、佛斯》（Ritter, Dene, Voss）的男主角聲明：
別以為
我會自殺
那正是我的親友所擔心的
當然這也是一種想法
但我要自然地死
不管怎麼發生
我不會結束自己的生命
不用害怕
但緊緊抓住生命並不只是為了要「自然地死」。唯有活著，才有可能讓這世界改進。匆匆步入死亡無異於放棄了反對的權力；心甘情願地不再做社會的眼中釘等於溫順地接受現狀。「我一生都是一個麻煩製造者」，伯恩哈德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我將繼續作一個麻煩製造者，就像親友們總說我的那樣……我寫的一切，我做的一切，都是麻煩和惱怒之源。
（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11／94期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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