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記錄余老師現今的想法與生活面貌，讓我們感到壓力非常大，我們幾乎找不到和他對話的方式，基本上他是嚴肅的，所謂「閒談」都必須在一定的學識範圍內。如果你熟悉他的作品，體認他背後的博學，他花那麼多時間，寫如此豐富的作品，因此不輕易「閒聊打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像你去拜訪他，第一時間開門接待你的人，是師母，一定不是他，他能有效地避開那個需要寒暄，需要客套的時刻。就紀錄片拍攝的原則與技巧而言，我這個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可說是完全不合格。好難的差事啊！即使影片已完成，我仍舊惶恐忐忑，深怕力有未逮。

至於「側拍」，我們跟著他四處演講，在現場雖然能感覺到他的魅力十足，但記錄下來的多是「官方說法」， 整理之後，發現僅有寥寥的數分鐘內容，比「轉播」還不如。

那是一段難熬的日子，原本讀詩是件享受的事，但面對余老龐大的詩作，總覺得理不出頭緒來，也或許因為資料太多，也太多元，再加上自己不曾好好念過書，文學底子太差，所以從中完全找不到記錄的切入點，即使曾經也考慮用編年的方式，述說一個人的生命歷程，這種形式看似嚴謹，卻最沒有創意，而且余老師「龐大」的人生，豈是短短的六十分鐘（這是企畫單位，對影片長度，最基本的要求）能夠表達的。

所以我們不斷地提醒自己，回歸影片創作的本質，要用影像來說故事。

我始終相信電影畢竟是看的，運用影像讓觀眾瞭解，進而有所感受，而感動，是最重要的事。如果無法達到這樣的結果，就算影片的內容再豐富詳實，可能也僅止於讓觀眾理性地理解余老師的點點滴滴，而無法有效地傳遞作者（余老師與我）的情感，那樣的成績，也絕對不如一篇文章或新聞式的報導，那麼有效率且精準。

而且，紀錄片運用旁白來說明一切，是方便且不為過的，但我們在余老師面前，最不敢用的是文字，無論找誰來寫旁白，我們都不放心，就像是拍一部攝影家的紀錄片，我猜拍片的攝影師，壓力絕對是所有工作人員中最大的。所以我和浩軒就定下一個原則，也是限制，凡是影片中要用到的文字，就拿余老師的文字來表達，儘管尚未找到理想的敘事形式，我們也堅持要這麼做。慶幸的是，後來發現「寫自己」，在余老的作品中，並不難找到，余老師一輩子都非常認真、用力的記錄自己。

至於如何用影像來顯影他的種種，這是我較有自信的，畢竟我習慣思考影像形成影片的邏輯，假設能夠掌握「詩與人生」的「動態」關係，把影像用「資料」的概念去架構，讓「它們」能夠達成相對於「詩人」（「文學家」）的構成元素，或許這也是一種影像敘事的創意：「海邊的棧板──書，枯樹林──筆，濕地的水──紙」。只是依舊擔心我的影像能力不夠精鍊，無法與余老師的文字相匹配。

每星期三上午，余老師在中山大學仍有一堂課。在正式拍攝前，我和浩軒決定要先去上這堂課，儘管是英美浪漫文學，對於我這種完全沒有底子的人而言，他豐富的學養，耐心細心的旁徵博引，聽起來依舊有趣。
在一次上課之後，我用攝影機尾隨了余老師下課後的十分鐘，我盡量保持六尺的距離跟拍，靜靜地閱讀他的背影，圖像襯著空間中的腳步聲，竟然讓我有著一種莫名的感動。

離開教室，他拎著一個裡頭裝著學生作業及厚厚的原文書的提袋，另一手拖著一只水杯，從三樓緩緩地踏上五樓，步入教授研究室，稍事整理一下這個面海的書屋，用鑰匙將它清脆地闔上，接著將身影消失在長廊的盡頭。

這條二十五年來他一直走的路，或許對他來說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對我而言，卻是一個重要的發現：這個簡單的動態，讓影像有了旋律，有了節奏，閃現了某種生命的能量，讓一種閱讀可以開始，就像一首曲子，總會有一個開啟的音符。

從此，故事可以開始說，用最合適的．．．（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91期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