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就在他藝術生涯輝煌全盛、登峰造極的當口，時局大勢逆轉，他在毫無心理準備的緊急情況下，倉皇走出了國門，來到了陌生的「海外」。在此之前，張大千除了早年短期旅遊到過日本和朝鮮之外，他沒有出過國，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到海外長久居留。西方世界，對他來說，只是地理上的名詞而已。

當年一九四九「大江大海」沖淘出來的中國藝文界人士，只有兩個可以落腳卻不一定能生根的去處：台灣與香港。這兩處都是華人地區，傳統觀念上都是「中國」，大家到了這兒，都只是「偏安」或「避難」，未來何去何從，要看大局變化，也就是聽天由命吧。

台灣藝文界近年來每多提及的所謂「渡海三家」，就是典型例子：比張大千大三歲的溥儒（心畬），與比張大千大一歲的黃君璧，都是「一九四九大江大海」沖淘來到台灣的藝文界菁英前輩，他們兩老和其他許許多多「避難」來台的菁英分子一樣，定居下來之後，就無意再遷動了，他們的生命歷程中，並無所謂前半生與後半生之分，除了定居地點從北平、上海、廣州等處改變為台灣之外，其他生活方式與藝術觀念等等，前半生與後半生是一貫的。其實，這是「常態」。像張大千那樣以半百之齡，還要把自己的後半生搞得翻江倒海一般的大變動，一切一切都重新做起，這是「異數」，絕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大千好友溥心畬在張大千不遠萬里從北半球南遷到阿根廷定居時所繪的一幅《移居圖》上，曾題詩加以規勸（或嘲諷），詩曰：「莽莽中原亂不休，道窮浮海尚遨遊；夷歌卉服非君事，何地堪容呢燕樓。」隨後大千在阿根廷未獲辦妥永久居留而被迫遷居巴西，心畬得知後，又在大千的一幀照片上題詩，表達關切懷念之情，詩曰：「滔滔四海風塵日，宇宙難容一大千；卻似少陵天寶後，吟詩空憶李青蓮。」足見大千當初移居海外，積極策畫進軍西方藝壇的雄心壯志，並不為他的藝壇好友們理解或認同的。

其實，大千初離國門時，並不知道自己將遷居何處，他在台灣、香港、日本、印度等鄰近中國大陸的幾個地方兜來轉去，仔細觀察，並曾攜同妻女到印度大吉嶺去租屋「試住」過一年多，發覺都不是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此閒置流浪了兩年多，他忽然警覺不能再這樣晃晃蕩蕩的浪費光陰，更不能讓自己的後半生平平庸庸的度過。一九五二年二月間，他把妻女暫時安頓在香港，獨自和幾位好友赴南半球的阿根廷旅遊，希望找到一處完全生疏的新原野，遠離塵市煩囂，避免故土人情的無謂紛擾，讓自己享有隨意揮灑的自由空間，好好經營自己的後半生，創造出一個足可媲美，甚至超越自己前半生的大好天地來。

他選擇了南美，決定在巴西紮下他的大本營。

張大千決定遠遷南美之後，回到香港，他特地函邀他親如手足的宗弟張目寒到香港來。說有要事相商。大千把遠遷南美的決定及計畫告訴張目寒，並特別加以說明：「遠去異國，一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應酬煩囂，能於寂寞之鄉，經營深思，多作幾幅可以傳世的畫，再者，我可以將中國畫介紹到西方。中國畫的深奧，西方人極不易瞭解，而近年來偶有中國畫的展覽，多嫌浮淺，並不能給外國人留下深刻印象，更談不上震驚西方人的觀感。」

張大千這一番談話，乍然看來，似乎是他和張目寒之間的私人談話，其實他是託張目寒帶話到台灣，向那些在兩年多前曾幫助他從台北回成都接眷脫險的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的衷心表白，此中有一段與張大千後半生命運頗有關連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深秋，張大千獨自一人從成都飛香港轉道來台灣舉行畫展，待了一個月，因忙於展覽諸事，根本沒有注意到大陸戰局急速逆轉，國府軍政機關和相關人員已全面撤離大陸，只有四川成都一隅，因蔣中正總裁坐鎮留守，尚未撤退。張大千在台北焦急萬狀，後來幸得當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幫忙，搭乘軍機趕回四川。回到成都後，幸因他的同鄉好友張群當時擔任「西南軍政長官」，為他在最後一班撤退軍機上爭取到兩個座位，張大千帶了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和三歲小女兒登機來台，其餘一大家子人都未能撤出。當時，大千把他歷年收藏的「富可敵國」的珍貴古書畫整理了幾大包，卻無法帶走，他求助於張群，經張群呈報蔣中正總裁後，由蔣總裁的幾位親信侍從人員分別以「個人隨身行李」為名，搭乘蔣總裁專機飛台。當時隨侍在蔣總裁身邊的專機駕駛、空軍武官夏功權、機要祕書曹聖芬、醫官熊丸等，都曾幫張大千帶運過他珍藏的古書畫。

這批古書畫能平安脫險，竟動用了如此高層的人際關係，張大千當即決定：他一定要全力維護這批文物，將來如果萬不得已要動用這些文物時，他一定會有清楚明白的交代，絕不能辜負曾經幫助過他的那些人的好心與期待。（多年後，事實證明：張大千在他後半生的奮鬥過程中，曾動用了一部分他所收藏的這些古書畫文物，但三十餘年後，他過世時，大家發現他不僅把自己的後半生經營得多采多姿，光芒萬丈，達成了他曾向國人公開宣示的進軍西方藝壇，讓中國畫在歐美藝壇發光發熱的宏願，而且，他的家屬遵照他生前所立遺囑，將他生前所珍藏的七十五件古書畫及一批宋絹及明、清畫紙，全部捐贈給台北故宮博物院。誠如當時報章所傳頌者：張大千來去清白，大風堂珍藏涓滴歸公了）這些都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再說，張大千當年離開中國大陸，正因為有了這批珍藏古書畫為後盾，他才自信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讓他敢於放手去策畫他的後半生。當他決定南遷阿根廷時，他唯恐被外國人把他誤認為是從中共大陸逃出來的「難民」，跑來避難的。因此，他決定逆勢操作，大張旗鼓，不惜工本的要在南美洲創建一個以中華文化為基調的超巨型的大本營，然後透過他在中國書畫上的造詣與努力，以實踐他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抱負與職志。此後，他為了籌錢，陸續出讓了一些他珍藏的古畫。

當然，他更擔心在執行這宏大計畫的過程中，容易讓國人誤會他是為了個人享受，而遠走南美洲去建立個人的世外桃源。因此，他把好友張目寒特地邀到香港，向目寒口述了這篇宣示性的談話，拜託張目寒帶話回台灣，在適當時機，公開發表。

張目寒不負所託，回台後不久，向新聞記者公布了大千的談話。值得注意的是：張目寒代張大千公開發表的這篇談話，內文部分用的「『……』雙引號」（見謝家孝著《張大千傳》211頁），這是慎重表示：「談話」是張大千親口說的，不是張目寒的「代言」。

其實，這也是張大千對世界藝壇發表的「宣言」，他將進軍西方藝壇，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畫的深奧，讓西方人看了他的畫後，產生「震驚的觀感」。這也可說是他的「誓言」，讓大家對他的後半生拭目以待吧。


張大千對自己後半生的經營，要比他對前半生的經營困難得多，吃力得多，當然也辛苦得多，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比較：

　一、檢視他前半生的成就，在水墨畫發源地的中國，已享有「南張北溥」的盛譽，在當年算是登峰造極的
　　　成就了，要談超越，談何容易！

　二、前半生，他的藝術活動地區是在中國，接受及欣賞他藝術作品的對象是和他一樣在中華文化環境中成
　　　長的中國同胞；但他後半生到了外國，要想吸引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長的西洋人，接受並欣賞
　　　中國水墨畫，豈可與中國人同日而語！

　三、中國水墨畫家進軍西方藝壇的，張大千不是第一位，但從沒有人像張大千那樣始終堅守著中華文化的
　　　本位的。以往，中國畫家到了西洋，發現中國水墨畫在西方藝壇根本無立足之地，於是，儘管他們在
　　　國內時所學習的原是以水墨為主，至此也只好放棄水墨而徹底改弦更張，全力攻習西方油畫了。極少
　　　數堅持用毛筆在西方藝壇苦拚的人，結果不是一事無成就是鍛羽而歸。這些殘酷的往例，張大千知道
　　　得比誰都清楚，但他還是鼓足勇氣往前衝，不惜把他前半生的盛名與成就全都押賭上了，所為何來呢
　　　？答案只有一句話：本諸他對發揚中國藝術文化精神的責任心與使命感而已！


檢視張大千後半生在海外三十五年的奮鬥過程及其成就，真是精采萬分，傳奇故事層出不窮，他始終堅持在中國藝術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畫藝，奮力從事創作，以進軍西方藝壇，促進西方人對中國水墨畫的瞭解、欣賞、尊重為目標。他在奮鬥過程中的辛勤、困苦與挫折以及終抵於成的喜悅與快慰等等，不是這篇短文所能概括，在此，我只能簡要的就張大千後半生在「進軍西方藝壇」的大目標下，其奮鬥過程重點及具體成果列陳於下：

張大千自一九五六年在南美巴西建造的「八德園」已大致妥適之後，他即以「八德園」為大本營，陸續展開他「進軍西方藝壇」的實際行動。

首先，他選擇日本作為進軍西方藝壇的「前鋒基地」。這是一個極重要而且極適當的選擇。他不選台灣，不選香港，因為這兩個地方都太「中國」了，對西洋藝術的「接受度」也不像日本那麼高，西方藝術界比較重視日本的藝術活動。

張大千和日本書畫界及文物骨董界在「二戰」以前就有一些人際關係淵源，在選定日本為他的「西進計畫」的前鋒基地後，他又花了兩三年功夫在基地上進行有關布署，如陸續舉行個人畫展，加強打響知名度（一九五五年秋，在日本最權威的書畫文物骨董店「壺中居」二樓畫廊舉行展覽，受到日本書畫界的極度重視；同年十二月，由日本國立博物館、東京博物館、讀賣新聞社聯合舉辦「張大千書畫展」），並將自己所珍藏的中國歷代古書畫，編輯成四大冊《大風堂名跡》，在日本精印出版，在他自己書畫展上同時展出，不僅在日本造成轟動，更引起國際博物館界的注意及重視。法國巴黎東方藝術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館長薩爾（V. Elisseeff）到場參觀，表示獲得深刻印象，為大千「西進計畫」帶來適逢其會的契機。

張大千當然知道巴黎對他「西進計畫」的重要性，所謂「擒賊先擒王」，如果他能一鼓作氣攻進巴黎，以後就暢行無阻了。他不敢貿然以自己的創作去向西方藝術殿堂的巴黎闖關，他決定用自己在敦煌「面壁三年」所臨摹的敦煌壁畫作「敲門磚」，叩闖巴黎。

他先在日本舉行「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向巴黎「叩關」。

日本是當今世界上對「敦煌學」及敦煌文物最感興趣的國家之一，當年，日本探險家大谷光瑞和尚繼匈牙利的斯坦因及法國的伯希和之後，到敦煌去，也曾弄走了不少佛教經卷及敦煌文物，為日本在「敦煌學」上打下了基礎；日本「東洋文庫」設有「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由政府文部省（教育部）資助從事敦煌學的研究。敦煌學在日本一度是顯學之一。

因此，當張大千攜帶了他在敦煌臨摹的五十多張「原樣原色，完全逼真」的壁畫，去和日本發行廣大的權威報紙「朝日新聞」洽商舉行他的臨摹壁畫展時，「朝日新聞」正是求之不得，立刻同意。於是，一九五六年四月間，由「朝日新聞」主辦的「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在東京銀座松屋百貨公司九樓盛大舉行；不僅轟動日本，震波西向衝擊，直抵歐洲藝壇。

也許是張大千運氣好，也許是他以「臨摹敦煌壁畫」敲門的戰術奏功，巴黎博物館的大門被他敲開了，張大千接受了薩爾館長的邀約，打鐵趁熱，一九五六年四月的東京畫展剛結束，全部畫件立即空運巴黎。

張大千歐洲登陸成功，他一直認為這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一次展覽，他必須展現氣勢，一鳴驚人。在薩爾館長的安排下，他的「臨摹敦煌壁畫展」六月間即在巴黎東方博物館盛大揭幕。兩個月前在東京震撼了日本藝壇的數十幅「原樣原色」敦煌壁畫，同樣震撼了法國藝壇。

張大千乘勝追擊，六月巴黎東方博物館展覽的震波尚未停息，即由薩爾館長安排，緊接著七月在巴黎「當代美術館」（Musée Dart-Moderne）畫廊舉行「張大千近作展」，展出了張大千新近創作的三十幅山水、花卉、仕女人物，多彩多姿，充分展現了大千藝術創作的多方能耐。

從來不自參加自己畫展開幕的張大千，在薩爾館長的建議下，巴黎的這兩次首展，都由夫人徐雯波偕同，親自參加隆重的開幕儀式，大千的紡綢長衫，夫人的華麗旗袍，讓巴黎浸潤在高雅的中華藝術文化氛圍中。

藉著歐洲行成功登陸，張大千在巴黎建立了穩固的灘頭陣地，他在「西進誓言」中所揭示的「向西方藝壇介紹中國畫，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畫的奧妙」的目標，已達成了百分之七、八十，按說只要從灘頭陣地穩健出發，向前推展，不久就可大功告成了，但不服輸的張大千，默默意念中有一個強烈心願：他要會一會當代西方藝壇的「教父」畢卡索。

他在巴黎的所有朋友如趙無極、潘玉良、常玉等，都勸他不要去招惹那個老怪物，以免自討沒趣。甚至薩爾館長都勸大千珍惜自己得來不易的名望及地位，犯不著去碰釘子。

張大千非常不服氣，他確信畢卡索知道張大千其人，不會拒見他。他僱用了一位中國留學生作翻譯，陪他們夫婦去坎城拜訪畢卡索。

作者簡介：黃天才
廣西陽朔人，資深新聞工作者。自一九六○年代初期奉派駐日採訪，長達二十四年。先後服務過《經濟時報》、《民族晚報》、《聯合報》、《中央日報》及中央通訊社等傳播媒體，曾任《中央日報》副社長、社長，中央通訊社社長及董事長，並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著有：《中日外交的人與事：黃天才東京採訪實錄》、《五百年來一大千》、《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合著）、《林海峰圍棋之路：從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我在38度線的回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