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曾提到沈從文在您心中是祖師爺級的「老師」,「洋老師」則是普魯斯特,我想他們對您具體而微的影響應該是在您開始寫小說以後吧,那麼之前呢?是哪些書伴隨著您的成長。您是有系統有計畫的閱讀書籍嗎?
李:我是「閑書」看的遠比課本正書多,翻譯遠比中文書多,從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開始。中學時看舊俄小說,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等,再來是看布郎寧姊妹的《咆哮山莊》、《簡愛》等,奧斯婷的《傲慢與偏見》等,狄更斯的《雙城記》、《塊肉餘生錄》等等。啟明書局出的世界著名小說翻譯本大致都看過,那是我們那時代的精神食糧。泰戈爾迷過一陣子,後來讀到福克納的〈紅葉〉,好幾天腦子都轉不回來,於是把何欣翻譯的《福克納短篇小說集》當範本,一讀再讀。上外文系的時候,凡是選為課本的一律不喜歡,這跟文學教授泰半是文學殺手有關。去哲學系選修歐洲存在主義,看紀德、卡繆、卡夫卡等,教授只談哲學思想,不談文學,反而給文學欣賞留出了空間。這時閱讀偏重起歐洲文學來。大學時松棻進入生活,松棻要我看杜斯托也夫斯基,尤其是《卡拉馬助夫兄弟》。松棻沒有一天不看書,他的書單是驚人的,閱讀力和悟力是過人的。我在閱讀上因此而開始出現重點,逐漸醞釀出以後的讀書習慣和品味。
問:那麼關於傳統中國的部分呢?您的小說布局和技藝形式的鍛鑄,兼容高度的現代性和中國傳統藝術凝鍊之美學,很難想像一個現代主義作家竟能對中國的古典如此優游自在地穿入與運行。
李:少年在台灣,對傳統無名地感到反感,學習的興趣自然是沒有的。說來慚愧,一直要到中年以後,且在外國,還是因為教書的原因,才看中國古典小說的。也許是機緣到了罷,這一看卻不可收拾,由衷地敬佩起來,對古典中國的認識真正是後知後覺。後來寫〈賢明時代〉和〈和平時光〉,很大一部分是向古典小說致敬。這又是個因失去而獲得的例子。
問:換句話說,如果您居住在台灣,可能不會有這樣的轉變。
李:恐怕不會罷。我在西化中長大,現在又可算是個「紐約人」,可是關心的題目,和在文字敘寫上,都越來越華夏,如果在台灣,猜想航道不會向傳承回溯,而發展出這樣的fusion-匯合。我現在看書,原文中文已經多過翻譯。如果住在台灣,恐怕仍舊在翻譯文學中。
問:傳統中國東西比較老成,幾乎是到某種年齡才能懂得。這麼改變航道,有了新的視點,景觀一定很不同吧。
李:中文的準確性和速度是能夠非常驚人的。就速度來說,它可以在有限中載負無限,唐詩是個最明顯的例子。《左傳》、《三國演義》、唐人小說在很短的句子中凝聚時間和空間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唐人小說〈紅線〉裡,在紅線夜潛田承嗣寢帳,偷盜枕下金盒之前,有寫紅線如何從婢女換裝成俠女的一段,不到五十個字,它的明確、快捷、綺麗,叫人只能拜服。緊接下來寫夜行來去,一種推進速度把時間和空間壓縮到了極限,充滿了敘述的勁力,再進一步每行句子就要像鋼絲一樣啪地一聲斷了,這樣的寫法真是充分開發了中文的能量。此外,中文有四聲,有頭、尾韻,要鏗鏘要柔軟綿延都可以,音韻、節奏感都非常強。而且還有字形,例如絞絲邊的字一行排開來,視覺上也是綿密得了不得。
問:聽您說由東往西,又再次從西返東的這段旅程,令人感動與感慨,像一段尤里西斯的精神之旅。能把中西兩個似乎悖反的美學模式摸熟,然後透過小說翻飛迴旋而來達成屬於個人的風格,這是一個小說家最大的成就。這當然不是幾年的功夫能做到的,而是幾十年的努力。除了隨著生命變化而來的視野打開,具體來說,哪些作品對您寫作的「拔升」起了較大的影響?
李:經典裡,有福樓拜的《波法蕊夫人》,吳爾芙的《到燈塔去》,喬艾斯的《都柏林人》,海明威《在我們的時代》,普魯斯特《記憶過去時光》等,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等,魯迅、沈從文等。魯迅文字之緊密強勁,之能筆中驅逐情感而埋伏巨大的情感,現代中文小說寫到今天都還沒人能追及。
早時的閱讀對後來寫小說影響很大,我能說出的幾個自己的寫法,背後都有閱讀的根源。現在的閱讀也有敬佩的作家,例如卡爾維諾、包赫斯,和大江的散文等,但是少年時的那種讀後的激動沒有了。
問:普魯斯特的中文版書名不是《追憶逝水年華》嗎?怎麼用不同的翻譯名?
李:因為《追憶逝水年華》美化了原名(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使原書看起來好像是部言情小說。
問:這和您收斂的文筆很一致,如果把抒情解釋為情感洋溢,您應該是反抒情的,對吧?
李:可以這麼說,如果「抒情」是美化,或者感情溢於言表。但是如果你也可以認為像卡夫卡、魯西迪那樣荒誕的,像英國畫家培根那樣猙獰或者美國畫家Edward Hopper那樣冷漠的,也是抒情,我就一點也不反抒情。
問:您的文字,尤其是藝術評論,有時讓人誤以為出自男性作家的手筆。
李:那最好不過了。性別不在我的思路裡。對我來說,性別是政治、社會性論題,屬於公眾範圍,不在筆的考慮中。用論文來討論性別則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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