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文學生活誌》2010•六月號：去年在阿魯吧──賀景濱
詩人屈原也是個科學家？──龍應台VS.科學家朱經武

台北／李應平／記錄撰文

詩人屈原也是個科學家？兩千年前，屈原在氣勢磅礡的長詩〈天問〉裡，一口氣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詰問天文、物理、哲學、人類學的奧理。濃厚的文學熱度，包裹詩人對宇宙、自然的探索，也表現實證、理性、同行評議的科學特質。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國際名家論壇」邀請德州超導中心資深主任暨中研院院士朱經武、香港大學教授龍應台比劍，看人文與科學電光火石的撞擊。（編按）
 
龍應台：今天雖然名為對談，但我希望把重點放在科學家的身上。
朱經武教授曾榮獲十個榮譽學位；六個榮譽教授的頭銜；超過五百七十篇論文；二○○九年七月一日才離開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一職，回到休士頓投入自己一生的志業，就是他的物理實驗。
朱經武院士生於湖南芷江，這裡是抗戰期間重要的空軍基地，飛虎隊從此地起飛；抗戰結束以後，協商受降的會議都是在芷江開的，朱教授也是空軍的小孩。到了台灣，他在清水小鎮長大，在清水的童年，他會把破銅爛鐵收集起來做實驗，他對清水的情感，使得他後來雖然離開台灣多年，卻始終抱著深刻的情懷。
朱經武曾問我為什麼要討論這個題目？小時候我讀屈原的文章，當我讀到〈天問〉的時候，雖然文字非常難懂，卻忽然有一種晴天霹靂的感覺，一個詩人在一篇文章裡面，氣勢磅礡的提出一百七十個問題，這些在我看來全部都是科學的問題，講宇宙萬象，開天闢地、從頭說起。
我特別注意到，在人類早期的歷史裡，尤其到我後來接觸到西方思想史時，更有一個很深刻的發現，像屈原這樣一個詩人提出科學的問題，在希臘的歷史或早期的科學史裡，一點都不特別。因為，在西方的思想史裡，科學和其他學問從來都不是割裂的。
如果上網搜尋亞里斯多德的文章涵蓋哪些層面，你會看到物理、生物、戲劇、音樂、邏輯、修辭、政治、倫理、動物學等等，科學與人文學不是割裂的。再往後走，你看達文西跨界跨到什麼程度呢？數學家、建築師、發明家、工程師、音樂家、雕刻家、植物學家、解剖學家、畫家……。如果對達文西這樣一個人去談科學與人文之間有什麼橋梁？在他們那個時代，可能會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問題。對我而言，達文西《維特魯威人》這張圖幾乎涵蓋了從最柔軟的人文到最硬的科學。
在香港認識了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之後，我自己有一個撞擊，就是我每一本書朱經武一看就懂，但是，朱經武跟我解釋物理的、高溫超導的兩句話，我卻怎麼都聽不懂。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一直在說無論科學家、醫學家、經濟學家，還是企業家，都要有人文素養，這個說法已經深入社會、沒有人會去懷疑。但是，當我進一步認識像朱教授這樣的物理學家時，我開始對自己有一種懷疑，那就是作為一個文學的創作者，我的科學素養有多少？在哪裡？我發現，與我們對科學家、醫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所要求的人文素養，不成比例。
從這個自我懷疑開始，讓我們慢慢走到今天來談論這個問題。
 

圖說：中研院院士朱經武。

朱經武：剛才龍教授所說的聽起來好像是對的。其實有一句她沒有講，就是這個社會上很多人文知識分子，他懂得的科學知識比較少，而且他以此為榮，我們科學家不懂人文方面的知識，反而會覺得不好意思。
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的工作方式、品味、風格、想法，都由幾樣東西來決定。第一點，我想每個人做事都由他的經驗、興趣、教育來決定，這裡面取決於他的社會經驗、人文素養、大環境的情況與時代的關係。
譬如，氫彈之父也是楊振寧先生的論文導師愛德華•特勒（Edward Teller），他除了在物理、氫彈做了很大的貢獻，更在美國國防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是一位極端的反共主義者。特勒是在匈牙利畢業的，所以他對於文學、音樂、數學的修養都非常好，可以看出社會對一個人的影響多麼的重要。
其實，不論是做科學或其他各種領域，最重要的，是看自己的興趣在哪裡。我從小就對「電磁」很有興趣，興趣雖然重要，但是也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決定朝向哪個方向走。
家父年輕時就一個人在美國讀書，當時日本侵略中國，他就到各個地方演講募款為中國空軍買飛機，靠著個人募款，買了一百多架飛機。到了三○年代，他放棄一切回中國，他各訴我們兄弟姊妹，看著美國沿海的軍艦與中國沿海的帆船，感受特別深，他覺得中國的貧窮是因為科技不夠，所以，一直鼓勵我們往科技發展。那是很單純的一個動機。
但是，在我那個年代還有很多事情發生，影響我選擇讀科學。一個最起碼的想法就是要經過科技報國。在我讀中學時，楊振寧、李政道拿了諾貝爾獎，對我們是很大的鼓舞，因為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拿到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獎。
以前，很多東方人覺得自己只能寫寫文章，科學則是由西方做的，楊振寧、李政道得獎使得東方的年輕人，特別是中國年輕人得到了信心。所以，很多年後有人問楊振寧，你覺得你在科學上最大的貢獻是什麼？他說，最大的貢獻就是幫中國的年輕人找回了信心。

由於這點，我決定要做一些科技的東西。一九五七年，蘇聯釋放人造衛星，美國嚇得一塌糊塗，就設了一堆獎學金，因為這些獎學金使得很多外國學生可以去念書，我們讀科學的到美國很容易拿到獎學金。另外一個原因，老實說要到美國讀文學談何容易，科學因為讀的是公式，不論哪個國家都一樣。
社會、人文的大環境會影響一個人。我跟龍應台講，她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寫別人寫不出來的東西，其實做個科學家也是一樣，必須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想到別人想不到的東西，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龍應台的《目送》出版時，我在回美國的路上看完了，我跟龍應台說，你這本書就像我在高中時讀朱自清的〈背影〉。很多人看到父親的背影時，沒有辦法寫出深情的感受，但是，文學卻可以做到。
所以，我常常說，做科學研究的人不應該只看到手邊的東西，應該要看到更上層的東西。人文素養的確在人的思想上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可以使人有一種中心思想，有人稱它是「信念」或者「信仰」。
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話，他說，老天爺總是找最簡單的路子走，使我產生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很多東西應該朝簡單的做」。這些年來，我一直覺得大自然是很簡單的，簡單是非常美麗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跟同學及同事們講，實驗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種也是最好的實驗就是「很簡單而且很有意義」的實驗；第二種是「很複雜但是也有意義」的實驗；第三種是「簡單而沒有意義」的實驗；第四種是「複雜而沒有意義」的實驗。
人文，可以讓我們大規模的釋放對創新的想像力。愛因斯坦說「Imagination is everything. It is the preview of life's coming attraction.」世界如果一直向前走，想像力是最重要的東西。所以，這幾十年來我在工作的過程中，總是希望不要跟著人家趕鴨子，希望走出自己的路，別人都走的例子，你最好避開。工作也需要冒險的精神，失敗了也要承受責任與打擊。
我是做高溫超導的。我們是怎麼能做出一些別人沒做出來的東西？基本上，這裡面也有跳躍式的思想，當別人按部就班的走下去時，我們忽然轉了一個方向，往別的地方走，簡單的說，當時全世界做高溫超導的人都向一個方向走，是物理的傳統方法，先找出最好的材料，搞懂了之後才往下一步走。但是，我們卻是在沒弄懂之前，就跳了一步去思考。結果我和吳茂昆教授與同學們就做出來了。這是人文教導我們跳躍性的思維。所以，社會、人文、教育對一個人的工作、態度及工作的結果，是有極密切的關係。
 

龍應台：史諾（C. P. Snow）是英國有名的科學家暨小說家，同時也是政府官員，他在一九五九年時做過一場演講名為〈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你很難見到一篇演講，五十年後還被當作國際會議的主題來討論。
朱經武給我的刺激，就是讓我發現自己對科學的無知，在自我覺醒、自我批判的過程裡，我回頭去看史諾這篇五十年前的經典演講，他在文章裡提及常常在科學家與人文知識分子聚會的場合裡，看到人文知識分子問科學家「你知道莎士比亞多少？」或者「你讀了幾本狄更斯的作品？」科學家如果沒有讀過或不知道某個作品，就會覺得很羞愧。
史諾在演講裡提到，這個時候他就有一種衝動，想要問這些人文知識分子「熱力學的第二定律是什麼？」把他們全部打倒在地，可是，人文知識分子即使回答「不知道」，還會覺得引以為榮。
史諾批判的是整個社會的決策者，大部分都是由非科學的人文知識分子所主導，這些人是對科學的知識與常識所知有限的「科學盲」，他說，這樣的人怎麼做決策？五十年前史諾就對人文知識分子提出了如此尖銳的批判。
我想問朱經武，在你所接觸的科學家與非科學領域的菁英，史諾的觀察是否也讓你深有體會？還是你不贊同他的看法？

朱經武：一般來說，你講的是對的。現在很多從事經濟、法律或各種領域的政府領導，表面上，是不需要科技知識的，但這是很危險的情況。因為，這個社會越來越進步，它的進步必須要靠科技的發展來維持繁榮，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同意你這一點。
不過，社會慢慢在變，史諾這篇文章是一九五九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發表的演講，勾勒出科學家與非科學家很大的差別，後來有些人也批判他這場演講。有的人引用史諾的看法，覺得科技發展得正當，促使社會向前走，人文就發展出來了，是科技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也知道，人文其實可以主導科技的發展。反對者的說法是史諾勾出了兩者的差別，使得科學與人文知識學者互相對立，這是很不幸的事情。另一方面，從某個程度來看，六○年代、七○年代，人文知識分子確實也有狂妄自大的心理，使得科學家受不了。
這些年來，問題還繼續存在。但是，有些人也慢慢意識到，並開始經過不同的途徑，慢慢的減少兩者之間的不了解，因為，社會的進步一定要這兩部分的知識分子互相溝通，才能夠向前走。

龍應台：前幾天，我和朱教授為了這場演講做功課。五十年前，史諾給了科學家有關人文常識的題目，也給了人文知識分子有關科學常識的題目，我看了嚇壞了，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熱力學」，更不知道它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是什麼。
所以，在做功課時，我提出五個人文基本ABC，看朱教授能答對幾個，然後，朱教授開五題他認為的科學基本常識，彼此測試，我把這十個題目拿出來給大家玩玩。
先看我考朱經武的題目：
一、《道德經》是誰寫的？
二、曹雪芹寫了什麼？
三、馬克斯是哪國人？生在什麼時代？
四、誰寫了《浮士德》？
五、畢卡索是做什麼的？

接下來，朱經武給了我說是與前面五題對等的題目：
一、James Watson做了什麼？
二、人為何不能把自己抱起來？
三、為什麼樹下的光影是圓的？
四、如果你坐在時速一百公里的火車裡，拿燈；另一人靜止不動，拿燈。同時開燈，二公里外有人在測光，請問哪一盞燈光先到？
五、牛頓第二定律是什麼？

我打死不相信，這突顯了科學家不知道什麼叫簡單嗎？還是突顯了我這個人文知識分子所有的「科學盲」。兩種文化怎麼溝通？這中間是不是有很大的鴻溝？
如果我們兩個都同意，確實有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了解程度，與我們要求科學家具備人文素養的程度不成比例的現象，我想問朱經武的是，So what？有什麼不好？

朱經武：這個社會科學家還是少數，但是在社會發展裡，管理階層很多都是人文知識分子負責，但是我們也知道，整個社會向前進時，科技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看過去一百年來的變化，《封神榜》上面說千里眼、順風耳，現在都實現了，人類的財富增加了，各種東西都向上提升，如果你追究它的原動力，既非經濟也非政治，而是科技。所以，科技發展對於維繫社會向前走，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這些年，社會的價值觀慢慢在變，大家不做真實的東西，去做虛擬的經濟，才會有金融海嘯，所以，歐巴馬在幾個月前講了一句話，他說，當金融海嘯過去以後，華爾街的影響力會減少一半，最後會有很多年輕人把智慧投入社會，做創新的工作，特別是在科學技術上。
去年，也是在龍應台基金會舉辦的論壇上，我與楊振寧先生有一段對話，當時正值金融海嘯發生，楊先生說了一句話，他說：「今天在這裡大家擔心的都是金融崩潰，金融海嘯的確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等到十年、十五年後，真正要擔心的問題是社會對科技的漠視。」
幾年前，我有個朋友在英國開會，當時的首相召集一個會議，找了很多大公司的總裁與政府官員參加，他最後問了一個問題，他說，今天我們的社會那麼富足，到底是什麼原因？現場提出有很多答案。他卻說，不對，應該是麥克斯威爾（Maxwell）電磁波的四條公式。
你可以想像，科技對社會繼續發展到底有多麼重要，而創新發明正是持續的步驟，因為，今天的發現，明天就變成常識。要維持領先的競爭力，一定要不斷有新東西產生。
所以，我覺得，整個社會應該對科技有欣賞、了解的能力，並不是要每個社會的公民都變成科學家，而是希望他們支持科學家做新的發明，因為，這些發明最後都會造福社會人群。
 
（※完整內容請見印刻雜誌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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