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九年四月一日，米蘭．昆德拉度過了八十歲生日，美國和他的家鄉布爾諾都為他舉辦了大型研討會。但是，無論在哪一個場合，昆德拉本人都是缺席的。

在《小說的藝術》第七部份〈耶路撒冷講話：小說與歐洲〉中，昆德拉引用了福婁拜的話說：
按照福婁拜的說法，小說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後面的人。消失在作品之後，就是放棄做為社會人的角色。這在今天並不容易。今天，所有重要或不重要的都被搬上傳播媒體照亮得令人無法忍受的舞台。

而且他說：
小說家一旦扮演社會人的角色，便將自己的作品置於危險之中，這些作品便有被視為他舉止、聲明、立場的延伸的可能……

基於上述這些相同的原因，《印刻》原本希望製作昆德拉生日專輯的構想，也因此被老作家本人所婉拒了。

不過，昆德拉夫婦為我們指出了一個內容更為豐富，形式上則比較樸實的可能性，如今終於開花結果，也就是呈現在您眼前的這個專輯。

這個專輯在義大利詩人、文學評論家馬西莫．里贊泰﹙Massimo Rizzante﹚的協助下，得以匯集了昆德拉尚未結集的短文，三十年來討論昆德拉作品的隨筆及論文；加上里贊泰／昆德拉的對談，昆德拉給《印刻》讀者的一封信，以及已故墨西哥詩人帕茲﹙1914-1998﹚的獻詩，共約三十篇文字。其中，絕大部份是首次在華文世界披露。

經過重新分類與編排，這個專輯以四個部份呈現：〈卷首〉、〈昆德拉作品〉、〈對談昆德拉〉與〈凝視昆德拉〉。其中，「凝視昆德拉」所有作品發表的時間，跨越了三十個年頭，有些文章發表於「事件發生的當下」（如阿拉貢為昆德拉小說《玩笑》法文版所寫的前言），將我們再度帶回歷史的現場。這些文章，我們也盡量遵照文中涉及的昆德拉作品發表的次序來排列。

一九七五年以後，昆德拉自中歐移居西歐，如今雖已八十歲，仍在蟄居的巴黎住所繼續他的寫作計劃。如果我們將他的生涯分為捷克（布拉格）與法國（巴黎）兩個階段，並用一句他的話來為這兩個階段分別下註腳，第一階段應是《笑忘書》中的這一句：人類對抗權利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而第二階段則是《小說的藝術》中，他所引用的猶太諺語：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他在不同時空所說的這兩句話，當然有其不同的針對性，但將之並列與對照，則可看出昆德拉對「人」、「人本」與「人文」的一致思辯與關照。

從布拉格到巴黎，昆德拉夫婦曾短暫定居在法國西部的漢恩市。這段從東到西的歷程，我情願（相信老作家本人也會同意）將之視為「遷居」，而非「流亡」。捷克的歐洲（人文）精神，在經過共黨統治與俄羅斯入侵之後，事實上已受到很大的破壞﹙如果您走過布拉格觀光區以外的地方，也許會對像前蘇聯一樣的氛圍感到驚訝不已﹚。執念於歐洲精神的昆德拉，相信在巴黎找到了一個在精神上比較接近的原鄉；一個拉伯雷、狄德羅的理性精神曾先後昂揚，且在十八世紀曾勇敢放蕩過的文明。

跟社會和大眾保持著距離，堅持讓自己站在一個疏離的觀察點上，昆德拉是影子裡的人與作家。可是，對作家與思考者（一位真正的作家與思考者）來說，「觀察」本來不就比「被觀察」來得更為重要嗎？

昆德拉的生命歷程，從青年時期對捷克共產黨的嚮往、親近、糾葛，演變為排斥與被排斥，導致作品被查禁，終而離鄉去國，這一切都反映出二十世紀東歐或共產俄羅斯作家的境遇。然而，對形式的關注、對作品音樂性的執迷、對現代性的再詮釋、對主題不斷的擴展、對人在不預期狀況下的處境的想像，以及對自己境遇輕盈、疏離、幽默的看待，使昆德拉的作品遠遠超越了「流亡」或「反抗」文學的範疇。

我在巴黎雖然和昆德拉夫婦只隔著一河而居，我其實從未見過老作家本人。在本專輯的籌備期間，我重讀他的作品，與他們夫婦直接／間接以郵件往來，或許更簡單——我們呼吸著同一座城市的空氣，凡此種種，都讓我覺得自己與他的距離並不遙遠。

過去一年兩個月以來，完成昆德拉專輯的願望始終縈繞在《印刻》同仁的夢想之中，在大家（以及海內外傑出譯者）的合作下，許多原本不太可能的妄想也逐一實現。我想，在這麼多精彩的大師手筆旁邊，我個人再說什麼，其實都是多餘的。——且讓我們在新年開始之際，將這個專輯完整地呈現給讀者朋友，並在向大家問候的同時，祝大家展卷愉快。